朱熹在浙江二三事儿
庐上雁
我国古代史上有二大哲人，一是春秋时的孔子，二是南宋时的朱子，也就是朱熹。
根据《朱熹全书》、《朱熹年谱长编》与史志记载，朱熹（1130-1200）一生多次到过浙江，留下了许多记载及踪迹，可以作为当今开发本省宋文化旅游的吸引物。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出生在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到京城临安（杭州）应试，那年刚好十九岁，考取了进士。
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朱熹经过吏部考核，授职左迪功郎。
绍兴二十三年（1153）秋，他被派到泉州同安做官，担任主簿这样的职位。
淳熙五年（1178），被拔擢为“知南康军州事”。北宋时，设置南康军，属于江南东道，“知”有管理的意思，“军”即军队，也就是一方地面的军政长官。
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
淳熙八年（1181），浙东发生大饥荒，宰相王淮（1127-1190）举荐朱熹由“知南康军州事”任上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一职，命令他即日赴任。
“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也是一个官职，宋代恢复榷茶，政和二年至宣和七年(1112-1125)实行钞引茶盐法，主官称“提举盐茶矾事”，简称“提举”、“提盐”、“盐香”、“盐香茶”等。宣和七年二月，诏令改“提举盐香茶矾事”为“提举茶盐公事”。
未料，朱熹辞谢了这个职位，原因是他在“知南康军知事”任上，朝廷许诺过，南康军百姓如果有主动献纳粮食救济灾荒者，应当给予奖赏，此事朝廷尚未兑现。
不久，朝廷果真颁发奖赏给献纳粮食者，朱熹才接旨到浙东赴任，时年五十一岁。
（原文：“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复以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纳粟赏行，遂受职名。”）
浙东救荒赈灾
“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辖下有绍兴、庆元（宁波）等地。
朱熹在接受职位的同时，随即行书其他州郡，召募那里的米商，蠲免他们的捐税，吸引商贩来灾区售粮，并要求米商即刻起程运粮到浙东救灾，以解灾民燃眉之急。
等到朱熹到了任所，外地运来的米粮已经汇集到浙东了。
浙东各州灾情严重，绍兴之饥荒，前所未有，惨不忍睹，老百姓卖田拆屋，鬻妻子，货耕牛，无所不至其极。朱熹遂急以丰储仓（注1）米三十万石救济绍兴，又以三万石救济衢州。还得朝廷赐钱三十万贯，痹以九万贯各拨绍兴府会稽、山阴两县。
五县以户计之，亦一家不过日二升，一口不过和一二合而已。
朱熹依据在南康军建宁府崇安县任上，他的赈灾建立社仓的经验，即由县府出资贮米于仓，在灾荒年间或青黄不接时赈贷，至冬收回原米的办法，次年夏间贷于人户。
每石收息米两斗，自后逐年依此散放收回。遇小歉即蠲其息大半，大饥则尽蠲之。
若遇凶年，人们仍可得到调剂。朱熹认为，此法可推广到他处，写了《社仓事目》要求浙东各州疾速施行，并专列《劝立社仓榜》在各处张贴。
朱熹为政勤勉，朝夕忧惧，精神耗竭，四肢缓弱，时复麻痹。
在任上，朱熹经常外出了解民情，每次总是微服出行，从不带随从，所到之地甚多，乡民不知他是何人，老百姓才敢向他诉说真情实况。朱熹的足迹遍布浙东全境，有官吏听说他要来了，害怕朱熹处事的严峻作风，甚至会自动逃得无影无踪。
《宋史》卷四二九载：“每出皆乘单车屏屏徒从，所历虽广而人不及知，按行境内，单车所至。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苍黄惊惧。”
“一身所需，皆以赉以行，秋毫不及州县。”（《朱子年谱》卷中尾）
有一天，他到了嵊县，饥民呼天号地，不忍听闻，饿死者不计其数。（原文“宛转道路，呼号之声，不可忍闻，其不免于死亡者，已不胜数。”）
朱熹出行，不带随员,宛若一个平民，才能听到民间真实的声音。
在灾情严重的情形下，官府有人竟指使押运官密克勤从平江府（今苏州）押送救灾大米过来时，此人竟然偷盗赈济饥民的粮食多达四千一百六十石，甚至，采用“糠米拌和”的办法来补缺额，摸清了贪官劣迹后，下令绍兴府疾速根勘监追所盗米斛，送纳入官，庶副赈济。
朱熹认为，密克勤这样的贪官，偷盗赈灾粮米,情节严重，不可宽恕。
他不仅惩办贪官污吏，弹劾检入不实之人，对于那些暪上欺下的害民之官，绳之以法。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引以为戒，同时奏请皇上拿出国库的钱粮，“尽出内库存蓄的钱”，收取外地的粮食，供给饥民食用。与此同时，请求皇上出台救济灾民的政策，也就是“荒政”，所谓荒政，也就是下令户部减免百姓所欠的旧税，撤换不称职的官吏。
荒政为古代官府赈济灾民的政策，灾荒会加剧动荡，激化矛盾。宋廷重视荒政，采取平籴、常平仓、移民、减税、发放钱粮等赈灾救济措施。
灭捕蝗虫
朱熹获悉绍兴府会稽县有蝗虫入境，损害大片庄稼，马上到田间看视，并招募人工打扑害虫，打扑到的蝗虫由县府统一收购。只有两日内，居然收买到蝗虫七石三斗有余，一并焚埋，一面设醀祈禳。皇上听说了朱熹在浙东救灾的举措，非常感动，御笔嘉奖。
在朱熹所管辖的区内，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这一类政事，风纪肃然。
凡有官府扰民之处，朱熹全部厘清革除。
救灾之余，对当地事务据实处置，作了长久策划，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juan1,免除）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凑。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
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同年九月（淳熙八年）朱熹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奉命即日前往衢州赴任（“改授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拜命，乞赴行在奏事。”）。
“提举两浙东路”辖下有绍兴、庆元（今宁波）、瑞安三府，婺、台、衢、处（今丽水）四州。当时，那里正闹着饥荒。九月十一日，朱熹到达衢州，先后巡视了衢州属下的西安（今衢江区）、龙游、常山、江山、开化几个县份的灾情。
对于百姓遭受的苦难，朱熹感同身受，写了奏折《衢州赈荒疏》上报朝廷，陈述衢州灾情，写道，常山、江山、开化三县灾情最严重，西安、龙游二县略轻一点。“至十一日，始入本路衢州，问得本州灾伤，常山、江山、开化三县为甚，而西安、龙游次之。”
次年（1182）正月，朱熹再次上奏朝廷《奏疏历婺、衢救荒事状》，历数由金华兰溪县进入衢州龙游、西安、常山、开化、江山县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臣于正月某日，由兰溪县界入衢州龙游、西安、常山、开化、江山县）。
他除了奏报衢州各县灾情以外，还奏请朝廷给予减免税负和减缓催欠，并设法解决即将要到来春耕，包括乡民的稻种等民生问题。在《乞借稻种状》写道：“并衢州申，管下属县那借官居钱五百贯文，及劝谕上户将收到稻种，共二万一千六百二十二石四斗二升二合，酌量分借乡民布种去讫。”
与此同时，朱熹查实了弊案和官员的劣迹，先后六次上奏朝廷，弹劾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赋税的衢州守臣李峄、元差监酒库张大声等，弹劾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及豪霸。在《奏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状》中写道：“知州事朝散郎李峄，事务掩蔽，不以实闻，及转运司访闻差官，验问既得其实，反为李峄执称无水。而其亲戚，方在政路，曲为主张，遂再下提刑司体究，欲以遂其奸诈。幸所差官，不肯曲从，方欲具以实闻，又为李峄生事把持，至今未竟……”
衢州遭到灾害特别严重，民众苦不堪言，吃草根树皮，瘦得皮包骨头。
年末岁尾天寒之时，有人冻饿而死，在这样严重的灾情下，竟然有官员隐瞒实情，置救灾于不顾，还要一味性急如火的督促催收财赋。
朱熹认为，这种谎报民情而又昏庸不能履职的官员，必须撤职。
龙游受灾较轻，在公务之余，朱熹撰写了《烂柯山》、《仙霞岭》、《寄题江氏七贤堂》、《挽江淑人张氏》、《衢州江山县学景行堂记》诗文，表达了对衢州山水、民众的情感。
巡视台州
次年（1183）七月，朱熹巡视台州，依然与在浙东任上一样，单车微服深入灾区，了解灾情民生。对于官员渎职行为整饬官纪，据实上奏。
七月十九日，他上奏弹劾台州知州唐仲友，在《奏巡历至台州奉行事件状》中，写了当地民情状况。在《奏知宁海县王辟纲不职状》中，历数某些官员不履行赈济灾民政策，并且诉说了灾民流离失所的痛苦，提出了兴修水利，筹建水闸，以解决灾害。
北宋时，台州有四个水闸，年久失修，到了南宋时，河道淤积，已不能正常使用。
朱熹认为，要改变台州频繁灾害的状态，必须兴修水利，建造水闸。
黄岩，一个产粮区，如果修建水利工程，就不会有旱涝之患，黄岩稻米成熟了，那么，一个州，四个县的民众也不用忍受饥饿之苦。
在《又奏兴修黄岩水利状》中，提出在黄岩建造水闸，“（黄岩）近来出谷最多，一州四县皆所仰给……”，“水利修，则黄岩无水旱之灾；黄岩熟，则台州无饥馑之苦。”
朱熹不仅提出了在黄岩建造水闸，同时勘定了蛟龙、鲍浦、金清、长浦、仙浦和回浦等六座水闸的闸址。为此，上奏朝廷，获得拨款，并选得力官员负责兴建水利工程。
为六个台州水闸，他请求朝廷拨钱一万贯于黄岩县，又拨一万贯于定海县，并选取得力官吏负责兴修。对官员的选定，他审视后，向朝廷报告：“本县（黄岩）知县范直兴，不甚晓事，恐难倚仗。林鼐曾任明州定海县丞，敦笃晓练，为众所称；蔡镐沉审果决，可以集事。”
可以说，朱熹知人善用，对不太靠谱者，另荐能担当大任的官员。
六个水闸建成后，作为台州产粮区的温黄平原，水利得到缓解。
综上所述，朱熹的几份奏折不仅有救灾救荒、惩处吏治、兴修水利，同时提出《奏免台州免纳丁绢状》以安抚民心。可以说，他的奏状有现状、有问题，有对策，也有根治的措施。
在他的推动下，朝廷对贫困百姓丁绢减半征收。在赈济灾荒之时，朱熹积极梳理丁钱、役法等规定，建议革除不利于民生的规章，并在台州推行民间互助与官府资助相结合的社仓制度，设立黄岩社仓，保障青黄不接之时，百姓有能力借粮，度过荒年。尽管朱熹提出诸多救济灾荒的措施，但是，仍然有人指责朱熹疏于政务，可是皇上不这样认为，他对丞相王淮说，朱熹政绩相当可观。《宋史/朱熹传》这样写：“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小邹鲁
朱熹一生不止一次到台州，与台州百姓有很深的情感。
乾道九年（1173），朱熹时年四十四岁时，在台州担任了一个官职，叫做祠禄官。
宋代崇尚道教，各地有宫观。宋廷将年老不能任事，或注重学问的官员任命为祠禄官，一个政事不多而有俸禄的职位，也是一个清职，朱熹借机抽空潜心做学问。
十年之后，到了五十四岁（1183）朱熹又一次在台州主管崇道观。
天台山，为一个佛教、道教双栖之地，佛教禅宗、天台宗与道教南宗教义都在此盛行。这些佛教、道教理念对朱熹的理学思想不无影响。
台州国清寺为禅宗道场，寺院主持志南与朱熹交往甚厚，二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有一次，朱熹到天台探望大儒徐大受先生，一见如故，一直谈到吃饭的时候。徐大受家境贫寒，只能拿出葱花汤与麦饭招待，留下了一段“圣交堂”（即麦饭堂）的佳话。
朱熹到临海县视事，闻讯大儒徐中行、徐庭筠父子谢世。为此，题写了墓碑：“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并赋诗赞扬他们的功德，曰：
“道学传千古，东瓯说二徐；门清一壶酒，家富五车书。
但喜青毡在，何忧白屋贫；我来君已逝，挥泪表丘墟。”
朱熹足迹遍布台州各县，当地的几个书院，诸如，黄岩樊川书院、仙居桐江书院、东屿书院等都留下了他的踪迹。在樊川书院、桐江书院、临海巾峰精舍讲学时，朱熹开馆授徒，几位名士：台州潘时举、仙居吴梅卿、临海林恪、黄岩赵师渊等 多出自朱熹门下。朱熹与他们的对话不少被录入《朱子语录》。
由于朱熹在台州的推动，各县学风大兴，开创一代文风，科举登榜者激增，人有“传道江南，而台特盛”之说，誉为“小邹鲁”。鉴于朱熹在台州兴学传道、赈灾免税、兴修水利等政绩。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台州府建祠致祭朱熹。
处州讲学
据《朱熹年谱长编》与地方志的碎片记载，朱熹行走于浙江与福建之间，大多是途径处州（今丽水）。第一次在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自台州来到缙云。
同年八月十八日离开台州。“二十二日，巡历至处州缙云县。”
朱熹在缙云，既游览了秀山丽水，又在独峰、美化两地讲学，收留了陈氏两兄弟、朱氏六兄弟为门生。民国《福建通志\朱熹》说“闻有佳丘壑，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携尊酒时饮一杯，竟日不倦。”
次年（淳熙十年）一月，朱熹担任台州崇道观。从崇安赴台州途中，再次路过缙云。在仙都独峰讲学时，朱子赋诗《和李士举<过徐氏山居韵>》：
“出轴孤云意自闲，不妨王事任连环；解鞍盘礴忘归去，碧涧修筠似故山。”
元至正八年(1348)《仙都志》载：“淳熙壬寅(1182)，晦庵朱先生持常平节，上疏劾台守，未报，徜徉于此山，以伺朝旨。”想来，朱熹上书朝廷，弹劾台州太守而来缙云“侍旨”。
朱熹在独峰、美化两地讲学，先后收受陈邦衡、陈邦钥兄弟和朱庆弼、朱庆国、朱庆辅、朱庆朝、朱庆佐、朱庆邦六兄弟为门生。
据清代《义阳朱氏宗谱》载，六兄弟中，朱庆弼、朱庆朝为进士，朱庆国为举人；朱庆朝时任天台县令。明嘉靖四年(1525)，知县方时雨建立五云书院，专门设立朱子祠。正中供祀朱熹神像，旁祀高足弟子黄直卿和蔡元定，缙云的弟子陈邦衡、陈邦钥也在陪祀之列。
清《缙云县志》载：“独峰书院：在县东三十里仙都山独峰前，朱子持常平节来憩此，有“碧涧修筠似故山”之句，盖爱其山水似武夷也。”光绪《缙云县志》载，陈邦钥作《送考亭朱夫子赴天台》一诗：“羸马踏残月，荷策登泮宫；入门见先生，先生何从容。
循循善诱能启下，青蒿因得附长松；短檠相对三百六十夜，高谈雄辨磊落沃胸中。
吾王求士苦匆匆，未许先生久卧龙；乘骢直上天台路，祗缘此去何由从。
呜唏吁，小斋从此冷如水，齑盐朝暮怏怏尔。空留绛怅照孤灯，窗外西风寒起苇。”
可见朱熹在南宋淳熙九年(1182)和次年都到过缙云。
在京（杭州）“立朝四十天”
《宋史/朱熹传》有（朱熹）“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四十天”，即朱熹到京城做了四十天官。一年之内，朱熹进出临安，在杭州只住了四十多天就走了，这与一场宫廷内斗不无联系。绍熙五年（1194），知枢密院事赵汝愚（注2）联合韩侂胄（注3）拥立赵扩，宋宁宗为帝。宁宗即位后，赵汝愚升任右丞相。
于是，赵向皇上推荐朱熹担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侍讲”也就是帝师。
庆元元年（1195）八月，朱熹已经六十五岁了，奉召进京，任宁宗皇帝的侍讲。
他向皇上讲述《行宫便殿奏礼》、《大学》，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向皇上面陈对国事的看法，并提出解决办法，诸如，停止修葺东宫以慰流离饥饿的难民；
皇上应下诏自责，以减省舆卫；
振肃纪纲，以尊严朝廷；
宦官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等。
皇上近臣韩侂胄，朱熹认为，可重赏而不应当让他掌握重权。他的这些言行引起宁宗的不快。不言而喻，卷入到一场宫廷纷争中，右丞相赵汝愚与韩侂胄由先前的盟友而转变成政敌。赵汝愚认为，“外戚不可言功”，阻碍了韩侂胄仕途升迁。
可是韩侂胄不是寻常的人，既是内宫近臣，又是皇亲国戚，担任传达皇上旨意的枢密都承旨，这样的官职，深得宁宗信任。朱熹犯了宫廷大忌，免职是意料之中的事。
同年（1194）闰十月，在韩侂胄怂恿下，皇上免去了朱熹“侍讲”职位。尽管赵汝愚、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光祖、起居舍人邓驿御史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竭力等主张挽留朱熹。同年（1194）闰十月，朱熹还是带着门徒，回福建去了，仅在临安逗留四十余天。
《宋史/朱熹传》（注3）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其意为：朱熹自从科举中进士后，直至七十一岁过世，有五十年时间，其中任地方官二十七年，任京官四十天（宋时三年为“一考”，九考，也就是二十七年），加上四十天在京，其余时间都在讲学、著述。
文中“立朝才四十日”，应当就是指朱熹这次进京的四十多天（注4）。朱熹在进京与出京途中，均路过杭州的一个地方（昙山），留下了题刻，至今仍在。
到临安前的昙山石壁上写了：“颓然见兹山，一一皆天作。信手铭岩墙，所愿君勿凿。”
离京后，朱熹等人再次到昙山，又题写了：“绍熙甲闰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归，重游郑君次山园亭。周览岩壑之胜，裴回久之。林择之、余方叔、朱耀卿、吴定之、赵诚父、王伯纪、陈秀彦、李良仲、喻可中俱来。”石刻上提到的人也就是他的九个门生。
《宋史/朱熹传》概括几句话：“ 立朝才四十日。”
据林正秋作《浙江旅游与文化》（注5）载，朱熹在浙江有遗址十处：
杭州吴山“东南第一山”传为朱熹手迹；
缙云好山之独峰书院，朱熹在此讲学；
3、绍兴新昌大佛寺之灌婴亭；
4、东阳郭宅乡石洞村书院题刻“石洞之门”；
5、永康方岩橙梦村五峰书院，今岩壁上有“兜率台”为朱熹题刻；
6、嵊州贵门白宅墅村访友题刻；
7、嵊州城关镇溪山第一楼有“溪山第一”；
8、杭州周浦乡昙山题刻；
9、新昌仙髻岩有亭联“日月两轮天地眼，读书百年圣贤心”传为朱熹题，旁有老梅树二棵，传朱熹手植。
10、衢州烂柯山青霞洞有“战龙松”，尾题“晦翁书”，晦翁系朱熹的号。
纵观朱熹在浙江各地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无不说明，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文人，一心为民众着想的官员，难道不值得后人敬仰？
纪念这位了不起的学者，也为浙江各地的文化旅游打开一扇新的窗子。
注释：
注1，丰储仓，宋代官署名，设提领一人，监官二人，掌管米收藏之事，非朝廷下令不许支拨。属吏一人，主管一人，贴司一人，手分一人，隶司农寺（摘自网络）。
(注2)，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饶州余干人，南宋名臣、学者，宋太宗赵光义世孙。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状元及第。历任修撰、知福州、吏部尚书等。宋孝宗驾崩后，策划实施“绍熙内禅”，奉嘉王宋宁宗即位。以功升任右相，与留正同心辅政。庆元元年（1195年）遭韩侂胄构陷，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庆元二年（1196年），于衡州暴卒。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被杀，复赵汝愚原官，赐谥忠定，追赠太师、沂国公。理宗时，追封福王（摘自网络）。
（注3）《宋史·朱熹传》原文（有删减）：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乔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年十八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妇之为僧道者。
淳熙五年,除知南康军。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讫事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间诣郡学引进大子与之进论访白鹿洞书院址奏复其旧为《学规》倪守之。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荼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复以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纳栗赏行,遂受职名。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躅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凑。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役法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单之。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半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所著书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四书”训说立于学官。平生为文凡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庆元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编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中乞致仕。五年,依所请。明年卒,年七十一。
（注4）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人，南宋权相，韩以恩荫入仕，淳熙末年知閤门事。绍熙五年（1194），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策划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以“翼戴之功”初封开府仪同三司，而后官至太师、平章军国事。任内禁绝朱熹理学，贬谪赵汝愚为代表的大臣，史称庆元党禁。、他追封岳飞鄂王，追削秦桧官爵，力主开禧北伐，因将帅乏人而功亏一篑。开禧三年（1207年），在金国示意下，韩侂胄被设计劫持至玉津园杀死，时年五十五，函首送金，两国达成议和。
（注5）《浙江旅游与文化》林正秋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