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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涛:吃了一辈子技术饭的老知青

2022年3月5日,在杭州第二人民医院(下称“二院”)会议室,我们采访了一位老知青朱湘涛(下称“朱”),请他谈谈一生的经历。

朱说,我一九四五年出生,下乡较早,1963年在杭州拱墅中学高中读书时,部队到拱墅区招兵,当时有个规定,在校生不能报名。于是,我放弃了考试,直接报名参军。

母亲常唠叨:“年青人一定要当过兵,才能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人生才能有所作为…。我父亲叫朱潮声,就是一名军人,一位抗战时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父亲在1944年入伍,到部队里成为文书,解放初期随大军到云南剿匪。

转业后,筹备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成为创办人之一。一直到今天,二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光荣榜上,仍有父亲与同事合影的像片。

母亲的话牢记在几个儿女心中,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那年,拱墅区有五百多人报名,经过体检、政审,剩下十九个,我就是十九人中的一个。接兵部队再复查后,只有五人被批准入伍,不幸我就在那十四个被淘汰者之列。

区人武部的赵部长见我当兵心切,说道:“这次招的是特种兵,要求特别严,你明年再来罢。”我想,怎能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呆上一年?那时已经有了“知青办”,上级正在动员年青人上山下乡,知青办的一位同志问我:“现在正在报名到嘉兴农场,你去吗?”

我想了想,说道:“嘉兴离杭州太近了,我想去远一点的地方。”

他又说:“临海林场也在招工,行吗?”

我查了地图,临海林场在靠近东海的台州,就说:“我愿意去的。”

在括苍山

就这样,我报名到台州地区的临海林场。这个林场属于浙东名山的括苍山一部分,隶属于省林业局,当年那里仍是一大片荒山野岭,上级决定将这里辟为国有林场(注1)。

1963年9月28日,我们出发了,六个知青(五男一女)由知青办一位干部带队。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临行时,父亲在我衣袋里塞了三十元钱。那时三十元不是一个小数目,父亲每月工资也只有三、四十元,他叮嘱道:“一般情况下,不要动用这个钱。”

我背上铺盖,将洗换衣服、脸盆什么的放在一个网兜里,就上车走了。

初到林场

早上7点出发,下午4点到达临海县涌泉镇,这个地方不是最终目的地。

出了镇,沿着一条崎岖山路,向上攀行,此山叫做九支山。

虽然行李不多,到了日暮黄昏时分,大家早已气喘吁吁,爬不动了。

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从山上下来接我们。他与领队寒喧后,一个人拿起我们几个知青的行李,扛上肩,轻松地上了岭脊,将我们带到一座石砌的古庙里。

走进大门,只见大殿里空荡荡的,没有供奉菩萨。后来才知道这所寺院叫望头庙。

原以为此庙只是路过,后来才知道,到家了。这里是临海林场望头分场的场部所在地,庙里已经有了二、三个老员工,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为大家准备了晚餐。

当晚,就宿在庙里,五个男生住在楼下大殿里,楼上有个小间,让给了那位女生。

他们已为我们准备了木板床,铺了稻草,点亮了煤油灯,知青各自拿出铺盖,倒下就睡着了。未料,到了半夜里,就被阵阵老鼠声吵醒,庙里老鼠特多、特大,在墙角或者梁上窜来窜去。老场员说,早先有六个和尚集体自杀,就吊在庙前那几棵罗汉松上,下面还有古坟。这个地方非常潮湿,乱石缝中还会钻出蛇,由此,晚上出门必须打着电简,小心翼翼的走动。我们年纪轻,听了这些话,多少有点害怕!

出工

次日早上就出工了,开荒种地,大家干得挺起劲,每个人都生怕自己落在别人后面,我们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开山锄,很沉,大约有六、七斤重,使劲下去,可以将坚硬的岩石劈开,还能刨出深埋在地下的树根,收工后,我们将树根挑回来,当柴烧。

开始时,手上磨出一个个血泡,我用针挑破,然后用纱布包上,第二天继续干。

息工时,大家向四下张望,虽说在荒山野岭,景色倒是不错,峰峦起伏,巨岩交错,还能远眺蔚蓝色的大海,万里晴空之时,居然能望见海上的大陈岛与一江山岛。

古庙附近原先就已经有了几小块菜地,我们开荒就是为了自力更生,开辟更多菜园,种上青菜、蕃薯、玉米这些作物,还搭了棚架,种了瓜果,解决食堂所需的蔬菜与食物。

那时年轻,强体力劳动使得大家的胃口特别好,虽说每月有三十四斤粮票供应,依然不够吃。记得在杭州时,父亲再三叮咛过,到了林场,一是要吃饱饭;二是干活不能偷懒。

由此,我们还要到黑市上去买高价粮才能填饱肚子。其实,在括苍山的那些日子,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作为国营林场的员工,每月有十八元的固定工资,林场还有畜牧场,养猪、养鸡以及别的牲畜,蔬菜是自己种的,几乎不用化钱。

可以说,林场工人的生活条件优于一般的下乡插队知青。

息工时分,大家吃过晚饭,多会坐在山脊岩石上休息。我常拿出笛子来吹曲,那首《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是我的最爱,月光微弱,星空闪耀,笛声的旋律在夜空中盘旋,成为知青业余生活的调剂。我自小爱好音乐,在大关小学读书时就学会了吹笛子。

到了拱墅中学,成为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长。每到劳动节、建党节、国庆节这些大日子,林场均有庆祝活动,成为我表演节目的最佳场所。

九支山是括苍山一部分,临海林场有五个林区,也就是五个分场,望头林区、岙茅坑林区、后龙山林区、前矿林区等分散在在崇山峻岭之中,我最初就是在望头林分场。

听说,在我们前面已经有二批杭州知青来了,他们被分配到别的的林区。

岙茅山林场

到了当年年底,领导根据知青各人的政治表现、家庭出身情况,将我们分别派到其它分场工作,我被派到岙茅坑林区当施工员。初到岙茅坑,那里全部是荒山野岭,光秃秃的山岗上,没有什么树木,遍布着成片东歪西倒的茅草、乱石堆及灌木丛,一个荒无人烟之地。

次年开春,林业局请来空军飞机帮助撒播树种,那是一种A2型双翼飞机,播撒的多是松树种子。大家先在山顶上插了红旗,为的是给飞机航行做标记,指引飞机播撒树种的方向与地点,采用的是一种“广种薄收”方法。我们先在各个山头的茅草或乱石上铺了麻袋,次日就到麻袋上搜寻树种,测算飞机播撒树种的效果…。

当时,临海林场的五个分场林业工人加起来,大约有一百多人,共有三十五个杭州知青,其余是临海县来的知青,老员工不多,以本地农民为主。老书记参加过解放舟山岛战役的山东南下干部,复员后来到林场;另一位领导是当地人,在土改时参加工作。

那些年,虽然我在临海林场干得风生水起,很受领导器重。到了1966年,我就成为林区的队长。不过,想当兵的愿望自始至终没有减弱。有一年,部队到临海来招兵,那次是招收空军地勤人员,我再次报名,体检合格,部队需要每个人的家庭档案资料。

老书记说到杭州去取档案,那知他到了杭州,转了一圈,回到林场,对大家讲:“我到了杭州,不小心,将介绍信弄丢了,没办成。”其实,他们是不愿意我走,此时我已经是队长了。他们觉得,林场骨干都走了,以后工作难于开展,此乃后话。

这就是今天人们见到括苍山林场森林面貎的最初阶段。而今,括苍山已经开发了旅游事业,壮观的山海景观与顺畅的盘山公路、山脊漂亮的宾馆以及民宿吸引着无数游客。

人们登山赏景,眺望苍茫大海与郁郁葱葱的森林美景,或许,不会想到,昔日括苍山的凄凉破败景像,以及知青艰苦卓绝的创业与不倦奋斗的故事。

后龙山林场

到了1970年,我被派到后龙山林区负责,成为林场管委会的成员之一。

初到后龙山时,那里旷寂无人,一个荒山僻壤,山上不时会出现野兽的踪影,野猪时常光顾我们的菜园,啃掉大家辛苦栽种的蔬菜与蕃薯;晚上还会不时听到野兽的怪叫…。

外出时,会见到长着漂亮羽毛的野鸡出现在山岗上;山岙不时窜出野免;狼成群结队地突然出现。女生大抵不敢轻易单独出门,就是男同志进山劳作也要结伙出发,以防万一。

记得有一次上山,见到岩洞里有一窝狼,母狼不在,有七、八只幼狼蜷伏在洞里。

大家见了,赶紧逃走,如果母狼回来,那就没命了。那时没有动物保护法,上级发了猎枪,不仅用作护身工具,还用于狩猎,打野鸡、免子、野猪什么的,拿回来改善伙食。

我们在后龙山分场的任务除了开荒植树造林以外,还有培育茶树。

刚到时,山上已经有了早先场员留下的小块茶地,只是人们不知如何种值,放任管理,产量低,一亩只有二、三十斤,加上茶叶制作粗糙,送到供销社去,卖不出什么价钱。

由此,林业局派来一位农大茶叶系毕业的技术员指导,上级派我到县里专门学习种茶、培育、制茶技术以及茶园的管理方法。

我们不仅在山坡上开荒植树造林,而且扩展茶园,引进新品良种。

到了1977年,上级派我到浙江农业大学茶叶系带薪学习三年。

那时我已经结婚了,妻子也是杭州知青,她在我到林场的第二年(1964)来的。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我的外出读书那三年,夫妇分居二地,但是妻子非常支持我,一个人挑起了哺乳婴儿与这个家。

回来后,我成了农场的技术指导与师傅,根据实践,将学到的知识用于茶园管理。

朱湘涛夫妇与孩子在九指山80年代

知青们在临海林场,从开垦荒地种植茶苗,一直到茶园扩大与收获。可以说,我们目睹了括苍山的变化,树苗的栽培、茶树种植与成长,以及采摘茶叶及制作的整个过程。

在大家精心栽培与管理下,茶园产量每年翻一番。

采摘时,请来附近公社的老茶农指导炒茶技术,茶叶产量攀升,质量大幅提高,茶价也随之提升。括苍山茶园处在峰高岭峻的山坡上,土壤肥沃,气候温湿,加上靠近大海,多雨湿润,适宜于茶树的成长。不消几年,满目疮痍的荒山野岭就成为碧绿一片的森林,成为林区、菜园、茶地、果园。

在候龙山上,我们分别建立了茶区、松木区、柏木区、柴木区,还有畜牧场…。

整个林区,气象一新,溪水潺潺,鸟语花香,春天,满目翠绿,入秋,硕果累累,尤其是涌泉出产的名品–涌泉蜜桔,名扬大江南北。

那些年,众多外地干部群众前来参观取经,我个人多次获得过临海先进工作者称号。

近年来,我常驾车回到这块故乡的土地,见到满山遍野的林木、茶园与果树,让我感慨万分!括苍山,岭高壤肥,整年笼罩在苍海茫茫的云雾之中,那里的茶叶能不出类拔萃吗?

人们登山赏景、品尝香浓四溢的茶水与蜜桔之余,希望能想到,当年知青付出的辛勤汗水,才能换来今天的丰硕成果?

离开括苍山

就个人而言,多年来在临海的工作与生活,对于林场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情感。

只是到了1979年,正值知青返城高潮时期,我的岳父原是杭州米市巷知农南货店职员,这家店在杭州果品公司辖下,老丈人望女心切。国家出台了一个知青“抵职”的政策,岳父退休后,妻子以此为由,回到杭州顶替了岳父的职位。

妻子回杭时,带走了我们的一个小孩,还有一个没有出生孩子。

妻子、小孩走后,我一个人孤怜怜的留在林场里,不由也动了调回杭州的念头。

实际上,我在林场已经提干,成为正式国家干部,上级决定将我调到林场公安派出所当所长,那年我虚岁正好四十一。记得回杭州前几天,我向老书记辞行,他不无感叹地说:“我们真的舍不得你走!上级正准备提拔你,先让你到临海林场派出所锻炼一个时期。回来后,再接我的职位。只是你的家眷已经在杭州了,我们也不能硬留你,让你们妻儿分散…。”

在二院“基建办”

在临海林场工作了二十一年后,我于1983年12月份调回杭州。

我的“上调”是市卫生局与杭州第二人民医院(下称“二院”)联合发函,以“干部调动工作”名义,采用“商调”形式回来的。

我家有二个兄弟,我到临海林场,弟弟小我三岁,到黑龙江同江插队。

同江县靠边中苏边界的珍宝岛,弟弟去时,刚爆发过中苏边界的珍宝岛武装冲突。

报上登过一则消息,老革命朱潮声同志有两个儿子,一个到北疆的黑龙江参加建设,一个在浙江台州的临海林场,分别在祖国的北大门与东大门保卫祖国与建设边疆…。

这件事在二院与社会上相当轰动,虽然过了十几年,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初到二院

刚到二院,被安排在院总务科,恰好遇到全市医院固定资产大清查档口上,老院长说,给你一个任务,清查院里的固定与流动资产,并派了二个助手帮着一起做这项工作。

多年以来,二院国有资产没有清查过,由于人员的频繁调动,关心医院公共资产者不多,破损与闲置状况较为普遍。我们化了半年就将全院资产查得一清二楚,包括资产数量,可以利用及准备修理或报废的数目,前因后果,目前状况,写得明明白白。

那次清查工作顺利完成,让同事们不由刮目相看,这个人的能力非同寻常!

他们那里知道,我在临海林场工作了二十几年,对固定资产管理与折旧这些事,早就摸得滚瓜烂熟,工作上已经有了相当底气。作为一名知青,什么苦没有吃过?什么障碍没有碰到过?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清查医院固定资产这样的事,只是小菜一碟罢了。

“补课”

二院固定资产清查任务结束以后,正好市卫生局与“工商联”合作办了一个“全市医院土木工程施工半脱产培训班”。上级要求每个医院都要培养基建干部,选派一个人去半脱产学习,二院派我去了。这个培训班讲的内容全是土建工程基本知识,施工管理实践,它的来龙去脉,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它的薄弱点,以及可能发生的问题。

请来的教师与师傅大多是基建第一线有经验的干部,还有许多文革后落实政策的老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对于基建知识,从理论到实践,非常熟悉,工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了若指掌。在培训班里,我们从房屋建造的初级阶段开始,一直到施工现场,以及招标投标的程序及理论知识全部要学习,课程以操作为主,说教不多,那次半脱产培训让学员受益非浅!

1985年,二院又派我到浙江育才职工大学与省建设厅联合举办专门培训“基建干部的脱产学习班”。在校四年,让我们吃透了基本建设的实践与基础理论。

我在二院基建科工作过多年,已经积累了实际经验,加上学校的系统理论学习,使我的土木工程知识,包括绘图、制图,以及国家基本建设的规章制度及招投标等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实话说了,在卫生局举办的基建培训班里我已经有了基础知识。

在职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一边在外还接点业务。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将学校学到的理论立即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对家庭收入不无小补。虽说是“带薪”读书,毕竟,我已经是二个小孩的父亲了,家庭生活担子落在肩上并不轻松!

朱湘涛在工大80年代

盛夏,酷暑难档,我常常一个人学到深夜,有时做学校布置的功课,有时做外边接来的土建项目,大数据采用计算器,小数目就得用算盘,常常干得汗流浃背。

上世纪八十年代,空调尚未进入家庭,只能开个吊扇,虽说凉快,但是阵风刮来,也吹散了摊在桌上的图纸,纸片在屋内四处飞舞,让人手忙脚乱…。繁忙的工作与紧张的学习,累得喘不过气来,好在对于一名知青来说,什么艰难困苦没有经历过,这点障碍算得了什么!

“基建办”

1988年,我从浙江育才职工大学基建工程班毕业,再次回到二院基建科。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时期,二院也不例外,许多建筑工程蓄势待发。我成为二院的基建办公室主任(下称“基建办”),参加了由院长带队在珠海举办的全国医院工程造价会议。回来后,我对基建科人员进行了调整,人员要精干,基建办公室只要三个人就行了。每个人都挑足份量,到了年底,全院下一个年度如果有什么基建项目准备上马,兴建什么房子,或者,有什么楼屋要翻修改造,由我们先写出预算报告,经领导审批后,上报发改局(那时叫计划经济委员会)。

“走钢丝”

人说,搞基建就象走钢丝绳,一条“高压线”,弄不好就会出大问题。

是的,医院里管药的、搞财务的、管基建的人,大多被叫进去过。我也去过检察院,他们问我,乙方有没有给你送过钱?

我说:“有的,送过一个用报纸包好的一叠钞票。”

检察院的人听了,吃了一惊,这个人交代得那么爽快,问道:“多少钱?”

我说:“送不送是他们的事,收不收是我的事。我接到钱,马上打电话给他们的老总,说道,这个钱我不能收。”那时我一个人有一个办公室。

乙方老总说:“你为这个项目出了不少力,这是我们给你的奖金。”

我说:“我在医院工作,二院会给我发奖金,谢谢你的好意,退回给你。”

我又对检察院说:“建筑公司几个高管都在里面,说得对不对,你去问他们好了。”

概算、预算

有的医院基建科干部不太懂行,对于建筑材料价格“转换”成货币,容易出漏子。

基建方面的事,每个环节,每一道工序,我在培训班与“育才工大”学习过,在基建科的几年实践下来,早就弄得一清二楚了。别人不知道,读书时,我是一边学,一边帮人做概算、预算的,对甲、乙双方的每个环节,包括招投标这些事,里面的弯弯道道,再加上我在临海的那些年,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基建工作做得顺风顺水。

那些年,二院的基建概算报告需要呈报给市计经委(后改名“发改局”),我编制的概算,从没有打过回票的。卫生局有一位负责全市医院基建项目建设的浙江大学土木系五十年代的毕业生常说,朱工做的概算项目是靠得牢的,学得非常精、非常透。卫生局下属医院基建人员,没有一个人吃得消与他相比。

是的,我所做的预结算报表,各个环节,从拨款到用度,包括人员开支与建材的价格,列得一清二楚,让人一目了然,从上到下,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已经对建筑行业的概算、预算学精、摸透了。

在二院工地92年

老屋维修

到任不久,二院内的几幢老房子年久失修,需要维护。

清末时,拱宸桥一带成为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杭州设立洋关,开关通商,海关全称叫做“杭州关税务司署”,办公就设在那几幢房子里;

抗战胜利后,杭县的县政府也在那里。一九五四年,由二院接收。

由此,这几幢老屋成为拱墅区百年沧桑的见证。

改革开放后,被列为“文保建筑”。但当年屋内仍住着市民或成了堆放什物场所,破败不堪,需要重新整修,才能对外开放。

这样的维修,必须有图纸才行,只是岁月流逝,原图纸早就失散了。

于是,我到那几座老屋里进行测量,依照原样,重新绘出图纸,老屋的设计、绘图,与当今学校教的内容有点差别。我化了不少工夫,一幢一间绘出这几座老屋的结构图、建筑平面图。接下来,请人修缮这几座老屋,可是,修缮古建与新造大楼不同,那是一座文保建筑,说白了,也就是一个古董,缩影了拱墅区的百年历史,必须“修旧如旧”才行,一定要有懂得古建筑修缮的行家。

虽说杭州已经有了多家建筑公司,可要找一个懂古建修缮者,真的不容易!

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一位老先生,叫何宝珊,时年已九十多岁了,不过,性格开朗,头脑清爽,说话声音宏亮,与我的几次说话,谈笑风生,十分投缘。

早先此人当过营造厂老板,对古建修缮在行。五0年代后,被抓进牢里,偶遇一个古建专家,两人一见如故。那位老专家教了他许多修缮古建的诀窍。我听说这个人,多次上门讨教,请他出山,帮助修缮二院的那几座老房子,让它们恢复原貌。

一直到今天,这几幢老建筑已经成为拱墅区的一处名胜,参观者络绎不绝。

“认真规范”

2005年,六十岁了,我行将退休。

此时,二院综合大楼正在筹建,院方有意留我继续干下去。那天到办公室,见到新大楼筹建处成员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我马上说:“请将我的名字划掉,我快退休了。”

一位领导听了,说道:“老朱,你不要走,我们还要留你的。(退休)手续办了以后,你只要在办公室里喝喝茶、看看报,有什么问题,让他们来问你就行了。”

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我是‘到点下车’,在二院,我一天都不想多干。”

实话说了,我心里明白,基建工作犹如走钢丝,弄得不好,就有可能出问题。当时院里许多事情做得不规范,真列了我的名字,将来就有可能牵涉进去,说也说不清。

我说,二院建造大楼的钱是财政拨的,也就是说,这是纳税人的血汗,上级肯定会查得很紧,所以,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要认真规范,不能出任何岔子与漏洞。如果照现在这个样子下去,“出问题是正常的,不出问题才是不正常的”。

那位领导心里有数,说道:“你要帮帮我,对于基建这一行,我是不懂的。”

我说:“不懂,就更加要做得认真规范才行。”

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大楼建设出了问题,那位领导也被判刑入狱。

“凭技术吃饭”

退休后,我应聘到一家民营企业,娃哈哈下属一个配套公司,叫做“金阳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金阳”)做事,成为甲方项目经理兼监理,娃哈哈的基建项目大多由这家公司承揽。

在丁桥工地

金阳在丁桥有个厂区,打桩工作已经完成,要发第一批工程款了。

我到了那里,让他们将工程量报上来,不久,他们就将土方量报了上来,我拿来一算,发现很多问题,就将乙方的小马叫过来,说道:“小马,你也是大学生了,工程量你会不会算?怎么会土方量多算一倍?你拿回去,算准了再拿过来。”

我了解了一下,原来,乙方包工头对他说:“土方可以打‘混账’,你多算一点。”

仅这一项,我就替金阳公司省下了一半的费用。

还有金阳在西溪的一家公司,工地上有二个老厂房,进场时,厂房内还在生产,必须先拆掉一个厂房,再一次进场,也就是说,打桩机要二次进场。

乙方经理对老板说:“这个工程要二次进场,非常麻烦,费用要贵出许多。”

老板说:“需要多少钱?我给你们好了。”

他说:“要九万多。”

工程结束后,我算了一下,根据国家规定,只要九千就行了。于是,我将费用扣掉八万元。对方见了,很不高兴,说道:“这是你们老板同意的价钱。”

我找到老板,说道:“你如果要给他们钱,你自己私人给他,那怕是一百万,尽管给,不要通过我,我是不会来管,否则的话,他们以为我在做难人,怎么吃得消!”

老板听了,说道:“以后凡工程上的事,由你作主,我不插手了。”

朱湘涛在金阳工地上

在黄湖工地上

后来,丁桥地区准备拆迁,国家政策将拆迁户搬到余杭黄湖镇。

老板在黄湖买了一块地,有二十五亩,公开招标,又叫我去负责,包括挑选建工队入场的拍板、合同签署这些事。

金阳公司准备在黄湖造五幢房子,里面有绿化、柏油路,所有房子装修,其中有一幢五层办公大楼,一幢五层厂房,开间达到十一米,全部采用大理石,加上跃层楼梯,办公室装修得非常讲究,公司连买土地算在一起,只化了三千一百多万。

那个工程项目,做得好,又省钱,仅这个项目,就不知为公司省下多少钱。

落成后,书记、镇长过来看,夸道:“在整个园区,就算你造的房子最漂亮了!”

那些年,我的收入相当可观,我对老板说,我拿的钱只是你的一个零头都不到,因为在招标时,工程队报价是看得到的,项目结束后,算下来,可以省出多少,一目了然!

那些年,每次公司开表彰会,他们都会请我坐在贵宾席上。因为我做的贡献,人家是看得到、摸得着。杭州建筑行业的人大多晓得,朱工参与的工程项目,保质、保量,造价靠得牢,他是一个凭真本实力、凭技术吃饭的人!

注1:临海县林场设在浙江省中部的沿海城市台州,始建于1957年,总面积5.6万亩,其中生态公益林4.78万亩,为沿海防风、防台的天然屏障。自古以“海上名山”著称,主要经营国有林场的规划、计划编制、森林培育与经营,以及护林防火、森林旅游等(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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