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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祥林:犹记当时年少

2016年5月20日,我们在杭州仙林苑寓所,请朱祥林老师聊聊一生的故事

(作者与朱祥林老师-2016年)

青少年时代

朱老师说,我是一个杭州人。听上辈说,我们朱家是大哲人朱熹后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每到朱公生辰,长辈按例要去孤山朱公祠祭祖。

我1930年出生在杭州,小时住在东桥河下,母亲早年离异。母亲对我说过,离婚时,父亲对她说,如果你一定要走,家里的东西随你拿,只要把儿子给我留下就行了。

母亲听了,抱起年幼的我,只说了话:“我什么都不要,就要儿子。”

说着,抱起我就回娘家去了。父亲赶出来,狠狠地说:“儿子跟着你,只有讨饭去了!”

母亲很犟,自此在天章丝厂做工,虽说生活清苦,不过从来没有委曲过我。她读过一年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我识字。

七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到清忠巷(今新华路)观成小学读书。

当时情形我仍记得,一位老先生眯着眼,听我念了一篇课文,又让我做了几道算术题,说道:“这个小孩子国文还可以,算术很吃力,不可勉强,从二年级读起为好。”于是,我在那所学校读到高小毕业,整整五年。

老人就是观成小学的校长,朱棠先生。

学校旁着白莲花寺有片空地,师生就把这块空地作为操场。

一下课,同学们就像一群脱僵的野马,东奔西跑,在操场上玩耍,什么滚铁圈、打弹子、摔陀螺、折纸飞镖,这些游戏我们全玩过。

入秋,大家在操场上斗蟋蟀,三五个人一群,几乎着迷了。

每到作文课,学生可以自由走动“采风”,相互讨论,以激发灵感。

回想起当年情形,朱老师说:“小朋友写的文章大多老气横秋,开头常有这样的句子:“人生在世,草长一秋”,或者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下午有习字课(练习毛笔字),我们大多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也有临颜真卿的铭碑,下的功夫很深,好的同学“几可乱真”。

教师不布置家庭作业,课后最大乐趣是看小说,记得我自己买的第一本书叫《封神演义》,大部分书是借来的,诸如,《包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说唐全传》、《水浒传》之类的书,我全读过。我为书中那些英雄好汉的所作所为而折服,也让我着迷。

小学毕业后,我勉强上初中读了一年。十四岁那年,母亲失去了工作,再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谋生。在一家钱庄当学徒,就在民生路上。

过了一年,抗战胜利,母亲一个堂兄从后方复员回来,见到我,不无惋惜的说:“总该让孩子读完初中。”在他的帮助下,我进入“杭州市立中学”继续学业。

1946年,市立中学在金沙港,从玉带桥下来,行走片刻,左侧是西湖,右侧有个门,也就是市立中学大门,我在这里住读,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清晨与黄昏,饱赏了西湖的无边风月。清晨,师生在苏堤上跑步;饭后,在湖边洗碗,小鱼成团地在手边觅食。

回忆起来,上过的课、做过的作业,全忘了。

但是老师教过的歌,贺绿汀的“门前一道流水”,卢冀野的“记得当时年纪小,”“青青河边草,相逢恨不早…”我还能唱得一字不差。

(左一朱祥林,左二母亲-30年代)

我爱好文学,喜欢写作,与几个同学创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春苗》。我们在上面发表习作,以少年的纯真,憧憬着未来。我也向报刊投稿,有几篇稿子居然在《开明少年》杂志与《东南日报》副刊“青年版”上发表。

(右1为朱祥林、40年代)

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春游(1947),从学校出发,步行沿金沙港河道,过洪春桥,翻黄泥岭到龙井,稍作休息,再循九溪十八涧,一直到钱塘江边畔,师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集体照。

养家

1948年,我初中毕业,进了一家银行当练习生,开始赡养母亲了。

次年(1949),杭州解放。我先在湖墅的一家粮食工厂当会计,那家厂是粮食局下属单位,叫民生粮食加工厂,专为富义仓加工粮食。

政府将征购来稻谷运到这家厂,然后,加工成大米运送给解放军。

剩下来的米糠就卖给老百姓作为饲料。

厂里只有我一个会计,连个保管员也没有,谈不上规章制度,更没有发票。

一个人过枰出售,另一个人负责收钱。我找了个麻袋,将收来的钱放在袋里。卖完后,由我清点后入账。刚参加工作,那会有一丝欺心。

后来,一个南下干部当保管员,有了三联发票。卖完糠,由他将其中一联发票与钱一起交给我入账,手续算是完备了。

没想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查清了这个保管员在开三联发票时做了手脚,疑点是,当时是“供给制”,他的开支有异常,还给家里汇钱,早就引起了厂方注意。

这样一来,又怀疑到我,有人说:“你一个人收钱,一个人记账,连个发票都没有,你就是个‘好人’,难道一点都不‘贪’?”

这样的推论,怎么也说不清,由此,厂方将我送到下天竺的华东革命大学(下称“革大”)去学习。说是“大学”,其实是一个要大家交代问题的地方。

宣传部长林乎加到革大做报告,说道:“你们这些人到革大来,个个都是大老虎,不是老虎不会来,要老老实实交代问题!”我在想,我就不是老虎,更不用说大老虎。

清查的办法是闻所未闻的,日以继夜,名为“帮助”,实为审讯。一连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让休息,不停地要你交代,直到说出“问题”为止,也就是“疲劳审讯”。

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

于是,他们找到了母亲,我家只有母子二人。

家里很穷,一无所有,母亲问道:“莫非他在厂里贪污了?怎么从来不见他拿回来?”

经过那次运动,领导上觉得我这个人可靠,忠厚老实,居然一点公家的东西都不“贪”。于是乎,将我调到粮食厅基建科,仍然是主办会计。

那些年,我东奔西跑,随工程队到各地造粮仓,我负责账目处理。我们到过诸暨、临安、岱山、长兴、南浔这些地方,年终还要到下面去查账。

我的工资是43元,每月按时给母亲汇20元生活费。

朱老师感叹地说:“想起来,那几年也许是母亲一生最安定的日子了!”

(朱祥林-1954)

大学

经过“三反五反”,虽然还了我的清白,但是,我从心里不想当会计了。

1955年,我25岁了,听说国家有调干政策,允许在职干部报考大学。我自小喜爱文史与写作,于是,向领导上提出这个想法。经组织批准,给了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

那次高考-1955分文、理两科,如果报考文科,只须考政治、语文、地理与历史四门功课就行了,不必考数物化这些科目。我顺利地考进了山东大学(下称“山大”)历史系。

读大学时,国家对调干生有照顾,不用交学费,还有25元的“调干助学金”,外加七元的“家庭困难津贴”,一共32元。如果有临时需要,例如,添置棉衣等,还可申请临时补助,这样的待遇可说优惠极了。虽说我在山东上学,但是每月仍给母亲寄15元生活费,外加母亲帮人洗衣服、抱孩子,也有收入,虽说艰苦,我们心甘情愿。

山大历史系名师云集,给我们上第一堂课(《古代东方史》)的人就是史学家童书业教授。童老师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引经据点,说话幽默,侃侃而谈,令同学们大开眼界。

那些日子,我奋发读书,学业全是优秀,成为公认的尖子生。

除了正常教学外,还有一个“答疑课”,也就是在教学中如遇到疑难,可在课堂上提出来,由老师作答。在“问难质疑”中,我的见解经常别出心裁。

一位教授感慨地说:“许多人提的问题较肤浅,只有朱祥林同学提的问题很尖锐,说到症结上了,希望大家向他学习。”

是的,我对史学有兴趣,尤其喜欢刨根问底。在书中找出疑惑,然后,进行剖析,也就是古人说的“发覆”(注1)。我觉得这是做学问的乐趣。

山大在青岛,依山旁海,教授大多住在鱼山路上。丘陵高低起伏,山坡的林荫丛中散布着一幢一幢错落别致的小别墅。

房屋居高临下,屋内就可以俯瞰蔚蓝色的大海。

老师们就是在这样幽逸舒适的环境中,教书与做学问。

我常常想,这样的生活才是我人生目标的追求。

那几年,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出身好,团小组长,可说志满意得,理想几乎触手可及,也是我一生中最富理想的时期,完全没有意识到,大难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朱祥林-1956年)

运动

1956年的一天,在报上我读到了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作的一个报告,洋洋洒洒的长文中,我发现,全篇竟然没有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名字。虽说赫鲁晓夫尚未作秘密报告,但是,我已经从字里行间察觉到,苏联政局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如何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成为大家思索的问题。

那段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风已经席卷各个大专院校。

次年五、六月,一位校团委书记在出席北京的共青团中央代表大会后返校,传达了大会精神,大意是说,“鸣放”要结束了,“一切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所有离开社会主义方向的言论都是错误的”云云。

听了报告,大家觉得他不了解实际情况,内容与“八大”路线有出入,即,“三大改造”(注2)已经完成,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从“阶级矛盾”转向了“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相符合。我们提出了质疑,认为他的报告背离了党的路线。

大家争执不下,由此,团支部十八名团员投票,有十七个同学赞同我们的观点(那位惟一反对者叫杜春和,毕业分配到社科院)。

接着,同学们展开了辩论,对方也被驳得体无完肤。

意外的是,就在我们开辩论会的同一天,“人民日报”社论《工人说话了》发表。这样的文章,一目了然,即使不懂的人也可以了解其中的玄机。

由此,舆论“一面倒”的转向了对方。我们几个人被打入另类,会议也不让参加了。

暑假结束回校,历史系九十多名学生,上面定下调子,百分之十的学生划为“右派”。我也就名列在这个“百分之十”之中了。

运动结束后,被划为“右派”的师生,一部分人下放到水库劳动。

我的处分是“留校察看”,让我撰写毕业论文。

朱老师若有所思地说:“反右时,我如果能像其他人那样,‘聪明一点,风向转得快’,变身就揭发其他师生,也许,我能逃过那场劫难。但我没有这样做,危运自然就落到了我身上。”

1959年离校,分配到山东五莲县第一中学教书。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金青岛,银济南,饿死不到穷五莲。”

学校正好缺少外语教师,我是历史系毕业生,由我担任俄语教师。

接下来,面对着的是一个饥荒的年代(60、61年)。与山东五莲相比,杭州算得上是全国最富裕之地。母亲听说我不够吃,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省下来的粮票寄给我,让我渡过了难关。可以说,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里,我竟然没有饿着!

1961年,我“摘”帽,工资也由原来的25块调整到40多元。

(2排左1为朱祥林-1963)

 (前排左一为朱祥林、1965年)

次年(1962),我教的最后一个俄语班结束。不过,我仍留在外语组,只是改教英语了,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文革(1966)“停课闹革命”时为止。

文革开始后,我这个“摘帽右派”首当其冲,学校第一张大字报的题目就是“外语组的阶级斗争尖锐极了!”文中虽说没有点我的名,目标则是一目了然的。回想起来,如果将文革与“反右运动”相比,反右斗争还算是温和的。

至于说我在文革中的劫难,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回杭州

1978年底,我因“照顾夫妻关系”调回杭州,落实在江城中学教书。回杭不久,山大给我恢复名誉的“平反通知书”来了,与此同时,历史系的毕业文凭也补寄过来。

接下来,我在江城中学教了十多年历史,被评为高级教师。

1990年,我到点退休,又继续在浙大附中、美院附中等校任教。

2000年,在阔别五莲二十多年后,我带着儿女返回五莲,探望了昔日的同事、学生与朋友。老友相见,抚今追昔,感慨万分,留下了至为珍贵的记忆。

2004年,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成立,作为一个老杭州,我发挥了文史特长,撰写了很多地方文史作品,诸如,对西湖、西溪文史的调研,对恢复岳飞遇害风波亭的倡议,对大资福庙、吴山、五柳巷历史文化街区的考证等。当然,我也对第二故乡-五莲县五莲山的景观与文化做了考察与分析。我认为,五莲文化与杭州良渚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完全可以开发成为另一个景区,为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这些年来,我撰写了各式各样的散文、杂文、评论、随笔,零零总总,分散在报刊上,聚沙成塔,2012年,出版了专集《浮生小记》。与此同时,我还参与撰写《玉皇山南话沧桑》、《杭州的水井》,《情归西湖》、《西溪文献丛书》等。

(朱祥林-1978)

注1,“发覆”,揭除蔽障。《庄子》:“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宋 叶适 《送刘德修》诗:“发覆洗涂糊,召和开褊迫。” 清 刘献廷 《广阳杂记》卷三:“物理幽玄,人知浅眇。安得一切智人出兴于世,作大归依,为我启蒙发覆耶!”

注2,“三大改造”,指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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