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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便民:琴声恒存,用音乐怀抱风云变幻

我的父亲俞便民,小名叫乐弟,一九一三年生于杭州艮山门外的一个基督教家庭。

爷爷俞安乐精通英语,在一家洋行做事。全家人喜爱西洋音乐,家里有一架钢琴。大姑从小习琴,后来成为之江大学的钢琴教师。多少年来,我的家总是琴声缭绕,充满温馨。

小时四姑与父亲总在一起玩耍,四姑贪玩,功课总让乐弟代做。

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四姑全家经常从新加坡寄各种衣物给我们。

一九八〇年,父母在四姑帮忙下去美国探亲。自此,父亲在美国又教了十多年钢琴。

1923年艮山门外老家,自左向右祖父俞安乐、大姑俞素青、
二姑俞素雪、三姑俞素畦、大伯俞尧聪/俞佑世Joseph、
四姑俞素吾、父俞便民Benjamin、小叔俞尧平Moses、
小姑俞素霞、祖母俞陈安宁

读书

高中时,父亲开始拉小提琴。毕业后,父亲以第一名成绩被明强中学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读书。进大学后,因为父亲的音乐天分,担任大学乐队指挥,开始学习钢琴。

由于爱好音乐,在二年级时又进入音乐系。

一九三四年,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赛”中,父亲以《C小调变奏曲》获二等奖。在英文系中,也因年年考第一而获全额奖学金。

父亲摄于杭州老家,此宅1937年毁于日机轰炸

一九三六年,父亲在沪江大学英文、音乐二系同时毕业,留校当钢琴助教。沪江大学一九三六级的级歌就是父亲创作的。

刚当助教时,母亲张景琇进入沪江大学化学系,选修了父亲的钢琴课。

一九四〇年,父亲和母亲在上海国际礼拜堂举行婚礼。三舅做伴郎,小姑当伴娘。

母亲考进沪江大学,选修父亲的钢琴课,40年父母结婚

写音乐评论

婚后,父母住在凡尔登花园(今长乐路长乐里),一幢西式洋房。在这里,哥哥和我相继出生,也在这里,每天都能听到悦耳的琴声,伴着我度过了童年岁月。

抗战时,大姑素青和四姑素吾都到凡尔登花园(法租界)避难。父亲考进海关当翻译。大姑父汉斯是德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大姑女儿Pinky担保我们来到德国。

由于父亲的音乐才能及流利英语,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到一九四八年被沪上一家英文报纸“大陆报”(TheChinaPress)聘请,在音乐专栏写了十三年评论。

父母在凡尔登花园今陕西南路39号56号长乐新村/1940年代

那时,上海兰心大戏院有为父母设的专座。凡上海的音乐会都有父亲写的评论。钱学森夫人蒋英回国举办独唱音乐会,得到了素以苛刻著称的音乐评论家俞便民的称赞。

想当年,某些音乐家为了得到父亲撰文赞美,请他到锦江饭店(上海一流饭店)去吃饭。但父亲还是据实评论,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为了写好评论,父亲努力钻研乐种、乐器和声乐。

好在大学时父亲当过乐队指挥打下了基础,让他在音乐海洋里施展才华。

那时在音乐学院任教的德籍音乐家卫登堡(AlfredWittenberg)是父亲的好友。每周好几个晚上到凡尔登花园来和父亲,一个拉提琴,一个弹钢琴,切磋琴艺。

由此,在海关工作之余的父亲也能享受到音乐的欢乐。

重操音乐

建国初期,国家号召精兵简政,父亲辞掉干了十四年海关金饭碗想重操旧业,回到音乐学院,却被拒之门外。于是父亲开始了私人教钢琴生涯,他的第一个学生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钢琴家傅聪。第二个学生是当年高中尚未毕业就学琴、后来成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李名强,二人先后以上海音乐学院名义参加国际比赛而获奖。同期学生还有李士珉、金石等人。

父亲与学生李铭强1950年代

一九五五年,在凡尔登花园家中父亲和学生留影,朱昌平、萧子上、王筱瑞、汪容生、司马文兰、林玲、谢蕊,还有最不用功读书的我。

父亲从早到晚教学生,我是整天在琴声熏陶中长大的。

那时,家里常开音乐会,我喜欢写节目单的中文,更愿意当音乐会招待。

一九五六年夏,父亲送大批学生去考上海音乐学院,考官大吃一惊,说道:“这些节目就是我们的毕业生也弹不出来啊!”

父亲每年带我们去老家杭州度假,那年在湖南医学院当医生的小叔与我们一起去了杭州。小姑住在我家隔壁,周六晚上我们两家会聚在一起。

一九五六年,父亲应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之邀,前往沈阳讲学,还带去了几位学生,其中有吴书肇、柯歧、司马文兰、张先元、丁顺训、金生等等。虽然李院长以仅次于自己的高薪相许,但是,父亲仍以天气寒冷,有哮喘病为由,谢绝去沈阳任教。

前排左起:林玲、父亲、吴书肇;后排左起:王筱瑞、李士瑛、萧子上、蒋媚丽

一个月后,父亲回到上海。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曾来上海接父亲去沈阳的李星影教授被迫害致死。父亲感叹道:“幸亏我没去沈阳,否则,一定是个大右派!”虽然父亲逃过一劫,但是,在湖南医学院的小叔和北京水电部的三舅难于幸免。

搬家

一九五九年是我家在长乐新村(凡尔登花园)最后一个夏天。那次,毛主席来上海,就住在弄堂隔壁的文化俱乐部(原法国总会),而我家阁楼小窗刚巧能见到花园。

主席在上海的日子,常有警察来我家,不许我们呆在阳台和阁楼里。

主席离沪后,就通知我们搬家。接着,卢湾区的区长住进了那座房子。

一九六〇年,我们搬到了南昌路三百十号南昌大楼,他的学生有吴龙(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在此学琴。父亲收了关门弟子诸大明,他一九八一年第六届范克莱本钢琴大赛获奖,任东吴大学音乐系主任,我们常在一起看连环画。

我们在长乐新村最后一个夏天1959

文革

文革时,这些小人书和父亲的所有琴谱、唱片等都被抄走,他们把父亲作了详细分析的乐谱全部拿走。文革后虽归还了部分盖有父亲印章的琴谱,可是,许多珍贵乐谱和资料不知下落。文革时父亲因傅聪叛国受到隔离审查。

一九八〇年父亲去美国,我把归还的琴谱打包寄给他,因为每本谱子里都有父亲用铅笔写得密密麻麻的分析。

一九七一年,在父亲被拘留二十个月后,以“现行反革命”罪释放回家。虽父亲失去了钢琴和琴谱,却没有失去对音乐的挚爱,仍有人请他到家里教钢琴,父亲用借来的琴谱在家钻研。

一九七四年,哥哥订婚,全家福多了一个人。哥哥因嫂嫂有上海户口,终于从三门峡调回上海。父亲也因偷偷给一些老学生上课而重新舒展了眉头。

一九七五年春节前,我和哥哥先后举行婚礼,父母很开心。但因为父亲莫须有的“帽子”,让我们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全家福1974

一九七六年春天在复兴公园,父亲抱着外孙女得意得很。小时,父亲忙于教琴没空陪我们玩,现在他心甘情愿为外孙女喂奶、换尿片、唱勃朗姆斯摇篮曲,第三代的出生给父亲带来了愉悦和希望。

小提琴家徐惟聆的母亲是父亲的老学生林云玮。文革时,林云玮夫妇经常偷偷请父亲为女儿指点。除了徐惟聆以外,父亲还教过裘筱颖演奏小提琴,并让姐姐裘曼颖作钢琴伴奏。

一九七九年,傅聪回国前,父亲被平反。上海音乐学院三十五位教师联名写信,要求父亲去上音院当顾问,却遭到拒绝,心灰意懒的父亲决定去美国探亲。

一九八〇年在出国前,他还给郑宇靖(原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上课。

探亲

一九八〇年夏,父母带了两只小箱子,怀揣一百美元,从上海飞到洛杉矶。由于四姑在朋友的旅店做事,父亲先为一位八十岁美国老先生当陪伴,母亲则为邻居当替工。

那时父母都已年逾花甲,他说:“做人要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忍耐也是做人的美德。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养活自己了。”

一九八〇年圣诞节,父母到新泽西表姐家度假。表姐张慧梅是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留校的钢琴教师。父亲到了,立刻给表姐上课,此后,表姐常向父亲讨教技艺。

一九八一年初,父亲被亚特兰大音乐学校(AtlantaSchoolofMusic)聘去给教师讲课,探亲签证终于换成了工作签证。不久,密西根州的因特劳肯艺术学校(InterlochenArtsAcademy)又聘请父亲给全美学生夏令营讲两个月课。连续两个夏令营的教学,为父亲赢得了声誉,在因特劳肯遇上了1956年在沈阳音乐学院讲学时认识的波兰女专家巴柯斯特.霍尔诺夫斯卡教授,她向校方推荐了父亲。

结果,时年七十岁的父亲虽然没有博士学位,却击败了十多位求职的博士,当上了因特劳肯艺术学校的全职教师。自此,全年九个月教书,两个月在夏令营上课。每周二十五小时课表排得满满的。父亲到艺术学校后,接受美国报刊采访,这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在当地杂志上发表的记者采访父亲的文章:DedicationThroughoutUpheaval–BenjaminYu´sMusic(动乱中的贡献–俞便民的音乐)。

早晨,父母都会在校园里打太极拳、练气功,引来邻居跟着学。每次因特劳肯艺术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时,父亲都要穿上导师服,师生尊称父亲为Dr.Yu。

一九八四年初,父亲的学生陆三庆,原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到因特劳肯艺术学校探望父母,她已是著名华裔钢琴家了。

二〇一二年五月,她带领学生参加华盛顿中国音乐协会主办的春之声青少年钢琴独奏会,获一九八九年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特别奖的应天峰是父亲学生吴胜基的儿子。父亲为他申请了全额奖学金,让他能在一九八四年赴美留学,并在因特劳肯艺术学校完成学业。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父母结婚四十五周年纪念。那天,来了三个学生,手捧自制蛋糕,为父母庆祝结婚纪念。父亲把学生当儿女,学生也把父亲当亲人。

父亲的学生郁天恩已是三藩市圣塔克拉拉大学钢琴教授。她在上海世博会前回国,在上海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父亲在艺术学校的学生以亚裔居多。他说:“亚洲学生勤奋,欧洲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学生有乐感。”

虽然密西根州北部的天气和沈阳相仿,几乎半年是冬天,瞧,雪有多厚啊!但是父亲却在这里开心地生活了十多年。

一九九〇年,母亲生病,父亲忙于教琴和照顾母亲。他每天骑自行车穿梭在琴房和宿舍之间,已成为因特劳肯一景。至今,仍有教职工记得这个骑自行车的慈祥中国老人。

一个八十岁的老师还能有如此激情地教学生,令美国媒体争相报道。

虽然父亲不能演奏,但是他能最大程度激发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和乐感,从而把水平提高到顶点。在因特劳肯,父亲得到大家的尊敬,每天可以在音乐里工作和生活,还有什么能让他更加心满意足的!当记者问他,准备何时退休?他说:“我每天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教琴,天天有免费音乐听,这不比退休更悠闲吧?”

音乐就是父亲的生命!

一九九三年五月,父亲获得因特劳肯艺术学校授予的“年度最高成就奖”。

父亲说,只要能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认可和尊重,就是最开心的事了。

同年九月的学校开学典礼上,父亲受校长之邀,给学生讲话,他以文革的经历鼓励学生要珍惜已有的优越条件,他说:“脑子里的东西谁也抢不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发言获得全场师生肃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薛恩全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早年寒暑假回上海时必在父亲这里进修,与父亲有深厚的师生情谊,为薛恩全在上海家中与妻儿一起。

一九九六年,父亲因骑车摔跤受伤被迫退休。学生司马文兰(原南京艺术学院钢琴副教授,亚洲国际文化艺术节评委)特地前往探视。

一九九七年父母搬到丹佛市圣马利诺老人院居住。那里条件优越,收费低廉,因为是一对有爱心的基督徒夫妇创办的老人之家。从此,我每年都从德国几次到丹佛探望父母。

一九九九年,当父亲得知因特劳肯艺术中心需要捐助经费,立刻捐了一万美元。

校长亲自写感谢信给父亲,他说:“别人捐一百万没有你捐的一万元更珍贵。因为父亲说过,他是怀揣一百美元来到美国的。”

父母生活在老人院里,每月退休金不多。他认为,在因特劳肯的那些年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为学校捐款,理所当然的事。为此,校园的两个石凳上镌刻了父母的名字。

二〇〇〇年五月,父亲查出肺癌后期,不过,他仍很乐观,星期天还为老人院弹奏赞美诗。他说,上帝已经让他多活了那么多年,自己只有感恩和赞美!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八日,父亲走完了人生之路,享年八十七岁。校长和教师们、远在加、美、中的学生们都因父亲去世纷纷写来悼念信。我为有这么一个优秀的父亲感到骄傲!

二〇〇四年5月,沈阳音乐学院的金石教授来威斯巴登当钢琴比赛评委。虽然分别四十余载,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们感叹时间飞逝,但是对父亲的追忆却让时光倒退。

二〇〇五年五月,我去上海音乐学院听傅聪弹琴后和他合影,傅聪还记得我这个小妹妹,十八岁时傅聪来我家在行军床上过夜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二〇〇〇年第六期《钢琴艺术》登载了汪培元的短文,国内媒体上才有了他的报道。我希望,父亲能在中国音乐史得到应有的地位。二〇一二年五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史学生郑晓丽撰写论文,到上海查找俞便民踪迹。在图书馆查阅了当年《大陆报》的音乐评论,采访了华师音乐系主任金生和教授金石。

俞人仪 述/庐上雁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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