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式昌：我在浙西的抗击日本人

2018年4月5日，冒着纷纷春雨，我们到浙江淳安县探访一位百岁抗战老人-徐式昌先生，请他谈谈一生的故事。

（左起徐式昌儿子、徐式昌夫妇、作者、金力文在徐家客厅/2018-4-5）

徐老先生说，我1919年12月13日生于遂安县（今淳安）浪川乡大塘村神门坑。淳安旧称青溪，背靠钱塘江源头的徽州府。虽说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居民淳朴，民风强悍，为人豪爽，极富正义感。

报考军校

徐老又说，父亲叫徐方淦，务农为生，家有薄田二十多亩。八岁那年，我进入大塘乡青来小学读书。完小毕业后，正准备到县城去读中学时，日军大举入侵，民众听说日寇烧杀虏掠，无恶不作的暴行，个个义愤填膺，无不摩拳擦掌，准备拿起枪杆子，保家卫国。

我年轻气盛，一腔热血，马上报考了第三战区军官训练团，学习了一年的军事理论与实战训练，就参加了淳遂（淳安、遂昌）抗日自卫团，约有一千多人，团长叫王自华（淳安人），副团长是徐锡恭（遂安人），团部设在离县城三公里的王坑村。

这支队伍在萧山、金华、富阳场口一带活动（因淳安处在大山里，日寇尚未深入到达）。不过，我在自卫团呆了不到一年（当事务长），一九三九年六月，我所在的部队进驻诸暨，听人说，黄埔军校正在金华招生，于是，我与一位同学（洪嘉柈）结伴跑到金华去报考军校。当年报考军校的青年很多（大约有三千多人），只录取了1/3左右。

我与那位洪同学均被黄埔三分校录取。三分校总部设在江西瑞金县，我们由金华出发，先坐车到鹰潭，然后，步行到瑞金校本部。军校有五个学科，分别是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我所在的是步科学员班，学的是步兵操练、野外作战、夜间攻坚、战略战术、地形学、政治、射击、测量还有兵法课。在军校的日子里，学员上午学理论，下午野外训练或实战对练等。生活相当艰苦，晚上睡的是稻草地铺，吃大锅菜炖青菜、豆腐之类，偶尔才有肉吃。我在三分校学习了二年（1939-1941）。

在浙西抗日

1941年军校毕业，校方允许学员先回家探亲，再到部队报到。我父母在新安乡大街上开了一家杂货铺。在家那几天，在铺子里帮忙。

有一天，一位顾客进来，见我穿着军校学生制服，问道：“你是军校学生吗？”

我说：“是的，刚毕业，马上要到国军第十师报到。”

那人看了我好一会儿，说道：“我知道十师正在前线打仗。淳安、遂昌一带正在组织家乡子弟参加忠义救国军，缺少受过正规训练的军官，你如果过来的话，大有用武之地。”

日军正在向浙江腹地大举进犯，富阳、桐庐战事吃紧。听了他的话，我觉得，自己在军校学到的军事知识，能够为保卫家乡出点力，正是求之不得之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忠义救国军遂安办事处主任鲍步超将军（黄埔六期毕业）。不久，鲍主任接任了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自此，我成为他的中尉副官。

两个月后，我与鲍步超带了一百多人到了安徽雄村的中美特种合作所去受训与接新兵（成立一支“受训总队”，经过训练后，派到敌后从事政战工作）。

在雄村，我们又带了一支已经受过训练的队伍（一百多人）到了上饶忠义救国军总部。那时，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我们这支部队由救国军司令的马志超亲任总指挥，下设四个组，分别是情报组、通讯组、爆破组、侦察组。当时我担任爆破组的组长，活动范围在江浙沪一带（江浙沪的城市多为日寇占领，但乡村地区仍是敌我膠著区域）。

1942年7月，我担任忠义救国军奋勇总队上饶联络站站长，联络站有七人，虽说上海已沦陷，但是我们在上海有地下组织，上饶联络组工作是将上海传来的情报转送重庆大本营。

1943年2月，我成为奋勇总队一营的少校副营长，驻扎在离南京仅八十多公里的高淳县，任务是破坏日伪的粮库、交通、通讯。那一带相当复杂，不仅有日军、汪伪部队，还有国民党、共产党游击队、大刀会、小刀会这些民间武装。一般来说，我们白天睡觉，晚上化装成农民、商人、职员模样开展活动，以便于在日军占领的南京搞破坏活动，还策反了一支伪军自卫队（这支队伍属于汪伪南京江宁区警察局管辖，有200多人）。

1944年4月20日晚，我带领一百多人在敌占区的南京中华门搞爆破活动。那天下着大雨，我们炸毁了一座桥梁、切断了敌军的通讯线（破坏了五十多根电线杆）。在撤退到江宁的路上，袭击了江宁的汪伪公安局、自卫队办公处，并且，策反了一支伪军部队（百余人），将他们带到了上饶大本营，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上饶。

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美军轰炸机自衢州机场起飞，轰炸日军本土，以迫使日本投降。由此，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企图打通浙赣铁路，摧毁衢州机场。

日军由金华、兰溪出发，沿浙赣铁路大举进犯衢州、龙游等地。

1944年4月，我所在部队奉命到金华、龙游、衢县一带开展袭击骚扰日军行动，从而，拖住敌军主力部队。同年六月，我担任奋勇总队七中队长，部队驻防在龙游铁路南侧。我军采取的战术是先埋伏下来观察敌情，趁其不备，发动偷袭，以牵制日军的正面进攻。

有一次，我们得到情报，日军五百余人从衢县都灵山出发，窜到龙游。

当时我的部队驻扎在衢县的大洲镇铁路南侧（距县城二十公里），只有三百余人，差不多一个营的兵力，偷偷尾随在敌军后面。

那天晚上，日军在龙游的官潭头宿营。十一点左右，开始下毛毛雨，日军也放松了警惕。

十二点上下，我们不动声色地将日军包围起来，先用迫击炮向日军营地开火，然后，密集火力向他们扫射。日本人从梦中惊醒，以为我军大部队打过来了，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日军在惊慌中匆忙逃跑。我们也没有去追赶逃窜的敌军，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次日，日军重整旗鼓，想回来报复，但是，我军已经撤退到山里去了。他们不敢孤军深入，只好撤离了这个地方。在三个月期间，我们与敌人交战二十多次，歼敌不详，我方只有三人阵亡。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地方武装力量，不打正规战，只是伺机在敌后做一些骚扰、袭击敌人的游击活动，以牵制日军主力部队。

胜利后

胜利后，我们回到淳安港口，部队进行整编，一部分人留在军队，一部分人到税征团，还有一部分人当了交通警察。我被派到税征团，担任连长（仍是军管时期）。

由于内部倾轧，我所在的忠义救国军大队长被枪杀了，我是他手下的中队长，难免受到牵连，听到消息后，吓坏了，连夜找到了老上司鲍步超。但是，鲍的忠义救国军也是国军部队，对我说：“我也不好收留你，你是我外孙。”接下来，我又跑到余杭，找到了陈祖钦（陈在忠义救国军当参谋主任），对我说，想要我收留你，只有改个名字，我才好向上面交代。

于是，我改了名字，叫徐梦西。他将我安排到忠义救国军三团二营当少校指导员。

这支部队属于南京师管处，总部驻地在南京溧水，刚好师管处就住我岳母家里，由此，结识了我的妻子（查逸青），她的家族在溧水地方有点影响力。

一九四六年，忠义救国军被遣散，我被派到十七军官总队当学员。

后来，部队进行一次考试，我在苏南师管处南京团管处成为中队长。一九四七年，内战打响了，我厌倦了打仗，不想再留在军队，回到了在溧水，与我的妻子结婚了。

（徐式昌与夫人查逸清结婚照/1947）

1949年，我考取了南京会计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在南京下关一所会计分校教书。

1950年，刚好河南技术招聘队到南京招人。我考进了河南大学开封行政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那年，学校调选五十名学员到中央合作干部学校进修，我也在选派人员之中。在干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河南淮阳供销合作总社，成为主办会计。

1953年，淮阳与商丘合并，又到了商丘供销合作社财务科的科员。

在商丘时，领导上对我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澈底调查。

到了1958年，因为在黄埔军以及国民党的经历，被打成右派。划为右派以后，我被抓进了监狱，被判了五年刑期。那些年，我在商丘服刑的，先在监狱印刷厂做工，又转到砖瓦厂里做事。划右派后，上级劝说妻子与我离婚，这样可以保住她的饭碗。但是妻子硬是不肯，说道，我与丈夫死也死在一起，说什么也不肯离婚。由此，妻子也失去了工作。后来在落实政策时才知道，妻子在反右时虽没戴上右派帽子，却被划为思想“中右”。

我抓进监狱后，妻子带了岳母与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回到娘家（南京溧水杨家场村）。好在妻子有技术，在商丘时，一直做统计，为人厚道，村里也不把她当作外人，还让她做了大队会计，一家人生活还算得去。

1963年，我刑满释放，于是，我带着妻儿等人回到了淳安老家，浪川公社大塘大队。继母仍在大塘，好的我还年纪青，身体不错，各种农活都能做。

在大队里，社员待我们一家人不错。就这样，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我被商丘地区医药采购站平反，落实政策，恢复行政二十三级，回到医药采购站工作。

退休后，我仍回到淳安老家浪川乡。妻子也同时恢复公职（在淳安供销社），现在我妻子有四千六百元退休金（2018）。因地区差价，我只有三千元左右，只是我现在仍是农保（医疗保险），原因是商丘医药采购站倒闭，无力给我落实政策。

2003年夏，黄埔军校时的校友洪嘉柈夫妇回乡探亲，特地过来探望。

1949年前，洪嘉柈到了台湾，当上了国防部二厅作战科长。他们夫妻回到淳安，见到了改革开放后祖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家乡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深受鼓舞。

我劝他们能回家乡安渡晚年，我说，两岸同胞的情谊源远流长，大家都盼望，大陆能与台湾早日实现统一，毕竟同胞血浓于水，同胞兄弟情谊是分不开的。

（右起洪嘉柈、洪夫人、我妻子/查逸清、徐式昌/2003-7-13）

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商丘统战部送来了党中央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纪念章。徐老说，我有二个儿子，四个女儿，全家人几代人过着幸福生活，在后代中，许多人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晚辈在党政机关工作。

逢年过节，一家老少几代人欢聚一堂，我们非常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