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宁：我是黄埔军校成都总校的末期学生

2018年4月10日，在东阳访问了金华黄埔同学会会长吴兆宁，请他谈谈一生的经历。

（作者与吴兆宁在东阳/2018-4-22）

吴先生说，我是东阳人，父亲（吴允周将军）一九三八年受命在陕西王曲襄助创办黄埔军校七分校，为八年抗战培育基层军官最力。

一九四七年，父亲调任军校成都校本部教育处长，旋晋为教育长。

军校

我一九二九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生在南京（时父亲在南京工作，参加过北伐、淞沪抗战）。三岁时弟弟出生后，才回到老家新城（今东阳江镇新东村）。

一九四八年在杭州安定中学高中毕业。

中学毕业后，由于受父亲吴允周（国军中将）的影响，与同乡同学的黄悦澄等三人跑到南京，报考了黄埔军校二十三期（校本部在成都）。

其时，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

（学生时代的胡兆宁）

录取后，学员结伴在南京浦口上船，坐长江航轮化了四天四夜到达武汉，再换船到宜宾转到重庆，然后，转车前往成都的校本部报到。

到达军校时，学校领导层有了变化，蒋中正已辞去校长职务，改由原教育长关麟征出任校长，父亲（吴允周）接任军校的教育长之职。父亲听说我们到来，派车将我和几位同乡兼同学以及招生处负责人一起请到家中吃饭。席间，父亲说到我的生母在我十二岁时就不幸亡故，言谈之间，不免流露出几分怆楚（父亲后续娶继母，由此，我有了几位同父异母的弟妹）。

那时，国共内战加剧，成都校本部虽已录取新生一千余人，实际上，只有四百多人前来报到。校方延宕到（1948）十二月开课。入伍生编为三个中队，我在二中队受训，直至一九四九年二月份，我才分派到炮兵科，我的那二位同乡黄悦澄与蔡国平（蔡忠芴儿子）则分配到通讯科读书。

一九四九年一月，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军节节败退，为了补充前线的军事干部，到了二月份，原定四年制教育的二十二期学员提前毕业离校。

接下来，北平“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兵临武汉城下，川东告急。

八月，校长关麟征接任陆军总司令，由此，调张耀东出任军校校长。

九月十二日，蒋介石自重庆抵达成都。

十四日，蒋到军校对师生训示阅兵，父亲任校阅官兼总指挥。

十一月初，军校原拟迁往云南大理，因云南生变，只好中止。

同月下旬，解放军长驱直入，攻占綦江，重庆也面临解放。

三十日，蒋介石集合二十三期官生训话，告诫完成迁校、保校以及建国复国的神圣任务，宣布二十三期学员提前毕业，同时，命令台籍学生空运返台。至于说我们二十三期未及分配的学生并同二十四期新生向西昌迁发。

在迁校前（十二月初），我的后母携弟兆麟、妹亚莉与军校眷属先行乘机飞台，父亲留蓉待命。记得那些日子，父亲叮嘱我说：“你虽为教育长之子，亦当与同学同生死、共患难。”

父亲直至二十二日才搭机离蓉，先去海口，后至台湾。

在军校就读期间，有几件事让我印象至深：七分校有一名学生（熊惠荃）很得父亲赏识，父亲将他推荐给胡宗南任机要秘书（熊更名为熊向晖/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熊将大量机密军事情报输送给延安，为保卫延安与人民解放战争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中秋节，父亲邀请周嘉宾（张治中女婿）夫妇到我家赴宴。时张治中已在北平起义。周说：“我们夫妻已买好去香港机票，准备从香港转至北京。”

父亲听了，对我说：“共产党中有我不少朋友，你不用去台湾，大陆解放后，可在共产党政府找一份工作。”

（胡兆宁在军校/1948）

起义

十二月，军校师生及教导团计二、三千人在教育处长李永忠的带领下，就在迁校途中宣布起义。自此，黄埔军校在大陆消失。

成都军校在西昌起义后，被编入解放军十八军团六十军一八一师（时胡耀邦任兵团政治部主任），更名为“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由成都军管会接收。

一九五O年，我被派去修筑成渝铁路和组织民工的工作。

抗美援朝开始后，我申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九五一年二月，我被批准赴朝参加第五次战役，任炮兵营第三连副连长，由于我在火线上表现积极，被提干入团。

第五次战役中，我军一个团覆没。

（志愿军战士胡兆宁）

一九五三年，板门店谈判签订停战协定，志愿军胜利班师回国。我和部分人员被遣送到东北辽西军区北镇县学习大队，军事管制二年，追查全团覆没的原因。

一九五四年十月，由于历史上的原因（父亲在台湾以及我在黄埔军经历）我被迁送回到东阳老家务农。当年，我年轻力强，在老家（新城）务农，可说是个好把式，什么耕田、插秧、种地，甚至，焐草木灰这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样样拿得起来，与当地的老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后来，我成为乡村学校的代教老师、民办老师，也在新城五七高中当“赤脚教师”（拿工分），一恍二十几年过去了。

政协副主席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被落实政策。

一九八一年，当选为省、市两级人大代表；

一九八四年九月，东阳县政协召开六届一次会议，（时年五十五岁）有幸被推举为特邀委员，并当选为政协副主席，自此连任六、七、八、九届专职副主席。与此同时，我亦被推荐成为金华市政协委员（任第一届常委、第二、三届委员）。

在东阳县五届政协时（1990），增设了对台侨务组。由于这项工作原先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到了第六届政协会议时，又分设为对台工作组、侨务工作组（两个小组）。至第七届政协时，根据对台工作的新形势，为了工作的需要，对台工作组改称“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经常委会分工决定，由我担任（对台小组）组长和（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一九九八年四月，政协换届（我已七十岁），才离开领导岗位，不过，仍担任了十一届的常委。

（ 80年代）（任永康市政协副主席/90年代）

在任职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的这二十年政协生涯中，成为我一生中最愉快、最光荣、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我非常珍惜这段难得的工作机会，在领导的帮助指导下，我与政协同仁合作共事，融洽相处，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亲身经历参与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

在县委统战部与侨务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基本摸清了全县（市）的台属、侨属的情况。在全省各市区县中，可以说，我们东阳去台人员和港澳同胞人数较多，也是全省的重点集中区域。在台湾和香港均有东阳同乡会组织。

这些年来，我们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东阳市三胞亲属较多，华侨有侨联组织，对台有台属联络点，东阳也是全省黄埔同学较为集中之地，占全省黄埔同学的1/7左右（黄埔同学会成员220人/90年代），由此，设立了一个联络组。

在台湾，按黄埔期别设立的黄埔同学分会，掌握了这些情况以后，对我们开展祖国统一与对台工作有很大的帮助。1985年11月28日，东阳召开全市台属代表会议，成立台胞台属联谊会，我当选为会长。会上，确立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共同为东阳经济服务、为统一祖国服务”的宗旨。

一九八七年后，台湾当局开放了民众到大陆探亲，对台工作出现了新形势，我们的对台工作也越来越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由此，加强对台属的宣传教育，发挥台属的特殊作和也显得日益重要。

为此，经领导同意，配合对台工作部门，我们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至十八日在台属易于集中的吴宁、巍山、上卢、六石、南马、湖溪六个点，分别召开了台属新春茶话会。

各点加起来共计有台属六百人参加，同时，我们邀请台属所在镇、乡党委的一名成员参加，会议各为一天。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在会上，我谈了自己落实政策以后到政协机关工作的切身体会，将大家共同关心的对台工作方针、“一国二制”的内涵对大家作了宣传，并将省委台办编印的小册子《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的宣传材料发给大家，讲介了台联会的宗旨与任务，使得与会台属与乡镇干部进一步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加强了与台属的通信联系，共同做好返回大陆探亲台胞的接待工作，从而达到发挥台属的特殊作用。我们分点召开台胞春节茶话会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扩大宣传面，加深对台情的了解，许多台属将其亲属返乡探亲的行程及时与我们沟通，使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台情。

一九八八年清明节前，台北东阳同乡会组织了一百三十二人的大型返乡探亲团，在总干事赵菊芳、副总干事李荣琦的带领下，分二批回来探亲。他们行程的航班、次车、以及大部分成员的名单，都由东阳台属提供的，也使得我们在接待上有了主动权。

四月一日，我到金华火车站接他们返乡。

那一年（1988），返乡探亲的台胞共有六百八十七人次，包括退役将军、博士、高级工程师、商人，还有台北同乡会的理监事，高雄浙江同乡会的理事长。他们有解放前去台的第一代台胞，也有在台出生的第二代台胞，不少人是在台办企业、经商或从事文教工作。

这些年来，我们对于大部分回乡探亲的台胞，都能做到主动上门拜访，对于重点人物，则邀请来城，由政府出面接待并陪同参访。临行时，我们送给探亲团东阳木雕《东阳风光》，至今仍挂在台北同乡会会馆的正厅。

台联会理事也能自觉配合政府搞好接待工作，台胞普遍感到满意。返台后，不少人纷纷撰写《返乡观感》或《探亲纪实》，刊载在同乡会的会刊上。可以说，一九八八年的接待工作，为我以后四次去台进行联谊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台属工作

宁波有个船王（包玉刚），通过感情联络，使他回乡投资办厂。

我们东阳也有一个台湾报业巨子（王惕吾）注1。

他的一个亲戚（赵惠仁）文革时被开除公职回家。

中央[81]44号下达后，落实了去台人员亲属政策，补发他十年工资，并推荐为东阳县五届政协委员。后来，又被推举为省政协委员、金华政协常委、县政协副主席。

在一九八二年春节召开的一次全县台侨属座谈会上，我与他相识，两人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为重修王惕吾祖坟的事，我多次到过王先生老家（王家村）。王家祖坟修复后，拍摄了一卷录象带寄给王惕吾先生。

有一次，赵惠仁哥哥赵克仁回乡探亲，我参与了接待。赵先生表达了王惕吾有意赞助东阳办教育意向，想在东阳办一所一流大学。我听了，觉得办大学并非易事，当时大学招生由国家统配生源，层层审批，办成后，还要常年投入巨大财力，东阳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建议他设立一个王惕吾奖学基金会，支援东阳的教育事业。

一九八九年五月，赵氏兄妹去香港会见了王惕吾先生，我送他们去杭州上飞机。在那次见面中，初步确定了王先生准备回乡办教育、创设医院等多个项目的意向，也确定了王惕吾奖学金的设立。

探亲

到台湾探亲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在一九八九年终于梦想成真。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一家人分居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三个地方。一九七二年后才有通信联系。一九八四年底，我到政协机关工作后，曾去过香港会亲。

一九八五年，外甥从美国来北京大学读书，我到北京去探望过他。

一九八七年，我的六弟从美国回东阳老家祭祖扫墓，政府不仅出面接待，还落实归还了父亲在东阳城内的老宅，给了我一个安稳的住家。后来，我四次到访台湾探亲，所见所闻，更加深了我对祖国统一的信心，也是将对台工作做到台湾去的极好机会。

周折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台湾开放大陆同胞去台深亲，不过，我的第一次申请去台却颇费周折。台湾出入境管理局寄来了“不予批准”的复函，理由是：“查吴兆宁君表填浙江省东阳县政协副主席，依据戡乱条例，不予批准。”

收到复函后，我推敲了“表填”二个字，心想，表上不填，不就可以获准了吗？于是，又寄去一张因年老体弱，已经退休的假证明，对方果然批准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终于成行，我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探亲之旅。在行前，可说做足了准备工作，我梳理了近几年来接待台胞时的记录，列了一份港、台二地需要拜访人士的名单，与此同时，走访了重点对象在大陆的亲戚，为他们捎信带物。

此外，还摘录了当年东阳“七·二三洪灾”的实况录象等。

这些材料大部分派上了用场。当时“六·四事件”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未散，更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我在八月二十一日启程，十一月二十一日返回东阳，途径香港时，在同乡会会馆又停留了七天（全程整整三个月）。我先后四次拜会了王惕吾先生，就他捐赠项目进行商谈。这是行前东阳市梅峻书记、童德成市长、陆锡经主席交待过的。

八月二十八日抵台，父亲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王先生刚来过电话，约你明天十点去《联合报》见他。”次日早上，正在吃早饭，台北东阳同乡会理事长吕秋文就打电话过来，约我八点前由他陪我去联合报社。事后，我才知道，王先生住在阳明山，怕我不识路，请吕先生带我过去。

我们一起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向他表达了东阳市领导对他的问候。王先生和蔼可亲，离乡多年，仍是一口浓重的乡音，无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他向我索要建材、钢材、水泥这些建筑物资的清单。原来，王先生赞助项目的资金要以物资进口，怕这边“吃铜”（东阳话/被贪污了）。

我说，东阳的父母官为官清廉，深得人心，项目那么多，钢材、水泥等全部进口，需要在宁波中转，运输困难，希望三分之一以外汇形式支付，不过，他没有采纳。事后，我的表弟徐戴荣、副理事长陈和贵告诉我，王惕吾坚持以物资形式进口不无原因，他怕会有“资匪”嫌疑，容易成为他人攻击的口实。进口物资（属“商业往来”），不易被人指责。

谈到他资助的巍山医院项目时，他有些犹豫，因为他的祖家王村光离巍山很近，虽说方便了王村光的村民，可是那里是乡下，人口稀少，怕“摇风”（东阳话/病人不多）。

我说，东阳县城是全县中心，居民稠密，已经有一座规模的人民医院，如果再投入资金是最好不过了，你可以派个行家去考察一下。派谁去呢？我提出派我在台的初中同学徐日晖。

徐曾任台湾空军医疗处处长，退役后，担任台湾一家医院的院长。他听了，觉得我的主意不错。当场叫徐载荣打电话给徐日晖，问道，什么时候去大陆？

我接口说，来台前我去看过徐日晖的母亲，他母亲托我捎口信，自己身体不太好，来日无多，迟了，怕见不上面了。

此时，坐在一边的王必成（王惕吾的儿子）开口说话了，大意是，我们王家已表态的事，一定会兑现的，关键是你们的办事效率。

我到台北后，《东阳同乡会刊》登载了我到达台湾的简讯，因此，差不多每天有宴请的电话，还有人专程从高雄、台中赶来见我。

大家见面时，话题最多的是“六四动乱”与东阳七·二三洪灾。

有一天，东阳同乡会的王人豪过来看我，建议我可以在同乡会发起救灾募捐活动。九月三日，同乡会召开理监事会，邀请我参加，许多理监事我都接待过，不少人是我中小学的同学。开会时，我介绍了七·二三洪灾的实情，因行前有准备，有事例、有实据、有数字，大家听了更加关心。

王人豪第一个发言，提议募捐救灾。会议主持者理事长陈和贵带头认捐一万美元（这次活动共募得三万多美元）。讨论到如何将募款发放到灾民手中，有位理事提议由同乡会派人到东阳亲自发放，以免有人“侵吞”。

我说，这样做不适合，这是对家乡人民的不尊重。我提议交给当地红十会或民政局发放，登记造册。同乡会可以监督，大家采纳了我的意见。

十一月十二日，台北黄埔校友会二百余人集会，因父亲是七分校的教育长，我又是黄埔末期学员，特别邀请我以师弟身份陪父亲参加。

在会上，我介绍了东阳黄埔同学会的活动情况，代表东阳同学会对大家的问候（时东阳黄埔同学会有二百十八人/其中七十二人是七分校的）。他们感到奇怪，怎么东阳也会有黄埔同学会？

（胡兆宁与父亲胡允周将军/80年代）

有一天，陈和贵先生宴请，陪客有胡仪敏将军，东阳南湖人，曾任台湾情报局副局长。因“江南事件”受牵连，被革职服刑二年多。见面时，我说：“久仰大名，在‘江南事件’中，你是代人受过。”他听了，很高兴，说道，我很想回乡探亲，只是在台湾情治系统做事过，不敢回来。经我解释后，消除了疑虑。

以后，他每次返乡探亲时，都要过来看我。有一次，我陪政协副主席郭俊喜去南湖看他，见面客叙后，他拉我到一边交谈，说道，受蒋纬国的委托，要我到北京了解一下，蒋介石父子灵寝回大陆入土为安的事，要我谈点看法。我考虑了一下说，台湾民进党台独派人士来说，一定会高兴，不过，根据目前两岸的局势，还有些困难。

团圆

一九九0年四月，我第二次去台湾，我家有兄弟姐妹九人，分别在大陆、台湾、美国。父亲有一个大团圆的梦想，要我们一起到台湾相聚。但是，大家分居三地，各人都有事，很难实现团圆之梦。

那次到台湾做了四件事，一是向在台亲友讲解了千岛湖事件真相；

二是在台北东阳同乡会的理监事会上，解释了吕秋文为家乡捐资办学而引起的误会；

三是协助东阳木雕厂在台北举办木雕精品的展销活动，请王惕吾先生到场剪彩；

四是拜会了台中县劳动协会，就该协会驻东办事处的有关事宜交换了意见。

在台湾

我的第三次台湾之行是一九九二年去的，行前，市委童书记特别交代，要我向王惕吾先生提出帮助修建地方铁路的事。

到了台湾，父亲为我预约了见面的时间，那天我由同乡会的吕秋文理事长陪同，到了王家公馆，王惕吾已经在大门口接我了。

进了客厅，刚坐下，他就说，我对农业项目有兴趣，台湾的农业很先进，想为家乡搞一个有关农业技术培训的项目。我心里有数，在到王家之前，我已经与几位同乡提到修建铁路的事。王先生也估计我会提到，他的这些话就将我的口封死了。我也就不提修铁路了，顺着他的意思，建议此事由东阳农业局或科协来办。

他说，东阳人施嘉昌教授是农业专家，今天也来了。

那天来的还有另一个人，台南高分院的院长（葛义才先生），一见面，就对我说：“我们总算见面了，上一次是想见不敢见，今天是王惕公邀请，我做陪客，一大早就从花莲飞过来。”

我和葛义才是初中同学，退休后，返乡探亲。

我的第四次去台湾是一九九六年八月，到台湾为父亲奔丧，也是我最后一次到台湾。王惕吾老先生已经过世，再也没能见到他了。父亲的丧事很隆重，那天有我们这一期黄埔毕业的十六位同学也来了，大部分是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被俘后去了台湾。

我们相互叙述各自的经历，在交谈中，我了解到二十三期同学中，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前离开大陆与朝鲜战争中被俘去台湾的共有六十多位（在台），多数在军界服役，少数从商后成了大亨。

我的四次台湾之旅，既加深了两岸同乡的感情，结识了更多的同乡，又领略了台湾风光，既看到了宝岛经济繁荣、交通便捷、物质生活富裕的一面，也看到了许多社会阴暗面，台独分子的嚣张，给原外省人带来的种种忧虑与不安，更增加了我对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联谊工作的积极性和信心。

尾声

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日子里，这场中华民族的血性张扬到极致的卫国战争中，有超过三百万中国军人为国捐躯，伤残者更巨。 每一位老兵的经历都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每一位老兵都是国家不可忘却的记忆。近年来，东阳市组织了一个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退休后，我为他们在东阳（老兵较集中地区）提供帮助与咨询，参与他们的公益活动。

注：王惕吾 (1913—1996)， 字瑞钟，东阳人，新闻出版界名人，上海文化大学毕业。1930年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大陆时期，投身军旅，累升至副师长。1949年创办《民族报》、《民族晚报》，1951年改名《联合报》，为台湾三大报之一。 历任发行人、社长、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