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人喝的“西湖啤酒”
“西湖啤酒”多年来一直刻录在几代杭州人的味蕾中,留下了难于忘怀的记忆。
我有幸于2021年9月30日在杭州三立大厦华丰纸业集团公司总部,采访了原西湖啤酒公司副总陈春辉(下称“陈”),谈谈杭州人喝的“西湖啤酒”。
“西湖啤酒”
陈说,我是1982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啤酒这个行业的,当时不叫杭州西湖啤酒公司,而是称“杭州啤酒厂”。这家厂在1958年成立,最初名称是“杭州桃源岭啤酒厂”。
听老同事说,在选厂址时,原来大家是不准备将啤酒厂放在西溪路桃源岭的,因为按照老杭州企业发展规划,凡是食品类企业,大多在三堡、江干的濒江地带,因为那里有钱塘江水源,食品或饮料企业放在那边,出于取水方便。
不过,在杭州地矿局的一次深井勘探中,发现桃源岭一带地下水源由石英砂中渗出,品质非同凡响,几可与“虎跑泉”媲美。人们称桃源岭水源与虎跑水源,一脉相承,品质难分伯仲,后来,厂里还生产过一款名为“虎跑啤酒”的产品,此乃后话不提。
众所周知,酒类品质优劣需借助于水质好坏才行,桃源岭地下水质与国外同类厂家生产的啤酒水质相比,这里地下水的品质应当优于它们。由此,厂址也就落实在西溪路了。
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啤酒属于消费性产品,需要动用至为珍贵的粮食作为原料,创办这样的企业非同小可,必须获得国务院批准才行。听老同志说,桃源岭啤酒厂的开办,还是周总理亲自过问,批文下来。1958年建厂时,全省啤酒厂,仅此一家。
初始,桃源岭啤酒厂只有一百亩左右,紧挨着西溪路,后面是桃源岭的山脉。
为了节约围墙费用,一开始用篱笆作为围墙,一直到工程结束后,才改为砖砌围墙。当时为节省费用就把围墙长度减少了,使得工厂后续发展显得局促。厂里还有存放粮食与砂糖的仓库,西面就是胡庆余堂制药厂的驴皮胶车间。
全厂只有百十来名员工,在旺季需要招收临时工,啤酒生产要耗费粮食,由此,啤酒厂划到杭州粮食局管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啤酒发展比较缓慢,因为当时国家粮食供应紧张,居民口粮需要凭票,酿制啤酒必须耗费大量粮食资源,限制了它的发展;
另一个因素是,啤酒是一种舶来品,杭州人大多习惯于饮用黄酒,或者烧酒什么的,老百姓尚未接受啤酒的口味,由此,啤酒开发一直进度不快,一年中也只开工十个月左右。有几年,只有夏天开工,入冬以后,机器设备进入检修期,也就停产了。
扩大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工厂才开始逐步扩大生产,大量招工。
我就是在1982年高中毕业后进入杭州啤酒厂的,后来,随着国家粮食供应放宽,酿酒需要的粮食可以直接在市场上购买了,啤酒厂也由粮食局划到轻工业局管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由于大批洋饮料的引进,老百姓开始逐渐接受了啤酒这种外来饮料的口味,啤酒厂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厂里不仅生产啤酒,而且生产汽水、鲜桔汁、鲜橙汽酒一类的清凉饮料,以及可乐型、咖啡型的饮料。
我们生产的鲜桔晶,原料全部取自柑桔,一种纯天然性的饮料,还生产过一款“天堂可乐”饮品,在市场上,很受消费者欢迎,产能逐步提升。
1985年,在轻工部举办的一次全国酒类食品饮料质量评比中,我们厂就有杭州啤酒、西湖啤酒、虎跑啤酒与鲜橙汽酒几个品牌参与,其中“西湖啤酒”获得轻工部颁发的银质奖。就在这个时期,西湖啤酒、青岛啤酒等申请了国家注册商标。
八十年代初,西湖啤酒厂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上万吨之多,烟酒税赋比较重,可以说,仅税收一块,杭州啤酒厂就为国家做出了较大贡献。那时仍处于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我们生产的啤酒饮料全部由杭州粮油烟酒公司包销。
政策放宽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期,西溪路处在一个远离城区的地方,公交车开到古荡就走西溪路了,当时天目山路尚未延伸过来。员工下班如果稍迟一点,就赶不上公交车了,因此大多住集体宿舍,到了周末,大家才骑自行车回家。
员工上班,进入西溪路后,要翻二个炮台才能到达厂区。
八十年代中期,西溪路有过一次改造,将延伸到啤酒厂路上的二个“炮台”削平了一点,骑车爬坡轻松了许多,靠近山脚还有一条沿山河,现在已经消失…。
初时,全省只有杭州啤酒厂一家单位生产啤酒。改革开放后,审批权限下放,不需要轻工业部批准了,不过国家也没有了资金投入,按当时的说法,叫做“断奶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市场逐渐活络起来,各地陆续兴建了不少啤酒厂。当时杭州啤酒厂是国营企业,不分彼此,厂里还派出过不少技术员去支援过各地啤酒厂建设。
八十年代中期,实行了“企业承包经营制”,厂长徐振民带领大家改制。可以说,全市企业中,杭州啤酒厂较早落实了厂长负责制,成为全市企业中率先进入市场机制的厂家之一。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随着各地中、小啤酒厂的兴起,他们的经营机制比较灵活,作为国企的杭州啤酒厂有点困惑,感到了市场的压力。
嫁接
进入九十年代后,上级决定引进外资,对国企进行“嫁接改造”,以解决杭州啤酒厂发展上的困境。1992年杭州同时对四家国营企业进行改造,包括杭州啤酒厂、杭州橡胶厂、杭州电缆厂、杭州低压电器厂。
杭州啤酒厂外方注资55%,国资占有45%。香港老板黄鸿年(注1)注资三千三百万美金,引进了丹麦啤酒酿造设备和德国KHS啤酒包装流水线,加大了深井汲水,同时引进了德国的酿造技术,包括酵母菌种,并且采用了全套不锈钢酿酒设备。
此举更加符合食品卫生的生产规范,也提高了生产效率,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还投资三千万元引进了台湾永美公司生产的环保设备,杭州啤酒厂由原来年产几万吨增加到十二万吨。在90年代初期,杭州啤酒厂属于全市环保投入超前的企业之一,生产过程中的污水通过生化处理达标排放。产量翻了一番,“西湖啤酒”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那时,仅税收一块就排在全市的前十名之列。到了2000年,为了扩大西湖啤酒的影响,我们做了一个“世纪之星啤酒文化节”,许多年长者至今仍记得当时的热闹情景。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我也从班组长的基层工作岗位提拔到中层干部,期间,我到浙江大学成人学院学习了工业自动化与工商管理专业。
那些年,我参与了公司的内部改造,包括它的扩建、技术改良、产能提升,并直接从事过西湖啤酒的生产、管理与销售这些工作。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努力打拼,在西湖区委的关怀下,2000年以后,我成为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区人大代表。
黄金时期
2000年前后,“西湖啤酒”越来越多的被市场接受,企业进入第二次快速发展时期。
此时,香港中策公司将中外合资中策啤酒公司的股份卖给了日本朝日啤酒公司,厂名改成“杭州西湖啤酒朝日(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厂名是老厂长、副董事长徐振民坚持下来的,当年张志武是总经理,我是副总。2003年,公司业务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年产高达25万吨,市场上仍供不应求,由此,企业需要扩张。桃源岭厂址的东边是山岭,背面是西湖风景区的灵峰探梅景点,西边是青春宝公司,前面是西溪路,再没有扩张的余地。可以说,厂区已经饱和,撑足了,也只有158亩土地。
(前排左起陈春辉徐振民张志武江秀珊2000年合资时摄)
从2004年开始,我们在周边地区寻找新的公司发展用地,最后在德清县新市镇建了新厂房。新厂规划目标达到三十万吨啤酒,计划一期年产十万吨。
当时只用了短短的十个月就完成建设,于2007年投入生产。这个时候,啤酒越来越多的被市场接受,销售量与日俱增,内地的几家大型啤酒厂也起来了,省内有几家厂想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大股东是日方,他们占了55%股份。日本人对我国啤酒发展的判断有不同意见,没有预见到当时国内啤酒消费正处于大爆炸的档口上,合作意愿不高,错失了机会!
到了2010年,国内几家大啤酒厂已经起来了,我们面临的竞争加大,市场压力也越来越重,西湖啤酒朝日公司已经不算大了。日方也感受到了压力,提出与青岛啤酒厂合作。
最终中方的45%股份由一家沈阳的雪花公司收购,雪花与朝日原来是竞争对手,双方谈不拢。到了2011年,改名“华润雪花啤酒”。“西湖啤酒”这个名称,自此消失。
消褪
到了2011年,市政府决定收回桃源岭这块土地,因为啤酒厂生产过程中需要蒸汽,啤酒厂采用的燃煤锅炉被政府列入限期停用的清单,对达标排放的废水总量也要求企业严格控制。此时,杭州城西片的住宅区已经兴起,不再适合于啤酒厂的存在。
2011年开始,啤酒厂实行异地搬迁,杭州厂区老职工做了搬迁安置,我也成为被安置人员中的一个。随后,通过杭州实业公司安排到华丰造纸集团。自此,西溪路上的“西湖啤酒厂址”就不复存在了。不过,在杭州这块土地上,虽然没有“西湖啤酒”,还有“绿雨西湖、金西湖”几个品牌,但是它们与“西湖啤酒”关系不大,尽管当年我们厂还支援过他们。
坦言之,啤酒是个舶来酒品,技术相对公开透明。在欧洲工业自动化进程中,只要引进专业设备和酿造技术就可以组织生产,相较于本土酒品,它们的扩大规模更加容易,本土酒品不仅是生产,还有传统的酒文化可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注,黄鸿年,1948年生于印尼一个显赫家庭,后到中国读书,插队九年。回印尼后从商,成为商界翘楚,在香港与中国内地成就了商业的顶峰。回新加坡后,成为金融投资家(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