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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秋记事二:在大学任教

一九五九年在杭州大学毕业,林正秋留校在历史系当助教。

那个时期,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所学专业也被组织上“调整”去进修俄语。学成后,安排在杭大历史系教俄文。说来凑巧,原在温州一中读书时的徐规老师正好也调回浙师院。

二校(浙师院与杭大)合并后,正在杭州大学历史系教书,与林正秋不期而遇。

初次见面,就与徐老师聊起自己当年在温州读书时的经历以及对徐先生的仰慕。乡音、乡亲与志同道合,林与徐规由师生关系,进而,有了同仁之谊。

在史学专业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志趣,似有“他乡遇知故”之感。

徐规老师虽说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评为副教授,生活相当简朴,住在杭大教职工宿舍的一个单间,日子过得较为紧凑。

说到徐规的经历,这是林正秋与徐老师若干年来的交往才知道的。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由省城杭州迁到浙南的一个小城龙泉。

一九三九年,时年十九岁的徐规考入浙大龙泉分校历史系。

一九四三年,徐规的毕业论文《李焘年表》获得全国大学生论文优等奖,被时任校长竺可桢看中,进入浙大研究生院,师从宋史专家陈乐素(注1)。

毕业后,一直在浙大历史系以教书为业,平时很少回平阳老家。

徐老师出生在温州平阳县的一个大户人家,老家拥有祖传房地产。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需要划分每个人的阶级成份(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或贫下中农)。按政策规定,徐规不能划为“地主成份”,因为他在浙大读书,毕业后依靠教书为生,只能算作“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只是一名大学教师。

在当时形势下,徐家祖传地产被莫名其妙的按到夫人名下。随之而来的是“地主分子”这顶大帽子,也扣在夫人头上。由此,徐夫人及小孩只能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那些日子,徐规老师独自居住在杭大宿舍(注2)。

有一次,林正秋去看望徐老师,只见老师自己烧了一碗汤面,桌上没有小菜,只摆着一瓶老酒,一小碟花生米,一个人以面条与花生米下酒,自斟自饮,似有借酒浇愁,排遣孤独之意。林正秋知道,徐老师除了书籍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嗜好。

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每次去探望老师,总要带上些花生米或别的什么下酒小菜。

师生二人,一长一少,对酌小饮,海阔天空的聊天。不久,就成为忘年交。

徐规是一个宋史专家,编撰过不少文史论著,尤其是对典籍《建炎以来朝野杂事》等的注释,可说知识渊博,贯通古今。当然,在与徐老师交谈中,令他在史学上受益非浅。

八十年代以后,徐夫人被落实政策,从温州回到杭州家里。师母早就知道,多年以来,徐老师的生活得到一名同事的照顾,非常感激,特地为林带来一坛师母亲手制作的好酒表示心意,此乃后话不提。

到杭大附中教书

一九五六年,杭州宝石路干部子弟小学升格为杭州第十四初级中学(下称“十四初”),其实,当时只是一所小学“戴帽”初中班,师资力量相当薄弱。

后来,十四初更名为杭州大学附属中学(下称“附中”)。

一九六二年,杭大正式接管该校,为了加强附中师资阵容,从历史系抽调了几名青年教师去充实附中力量,林正秋名列其(注3)中。

杭州城西一带学校、科研单位相对集中的三条马路,文一路、文二路、文三路,文革时,这三条道路分别被更名为“学工路、学农路、学军路”,应对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再教育的号召。

杭大附中正好在文三路上,由此,更名为“学军中学”(注4)。

说到将近十八年的学军中学教师生涯,林不无感慨地说道:“那时,每周课时多达十六节,哪有时间去从事史学研究?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每年新学期刚开始时,就与排课的领导商量,将课时集中在几天内上掉。每周留下一至二天时间‘泡’图书馆。”

那段时间(文革前),林正秋开始到杭州孤山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系统地阅读馆藏的珍贵典籍,特别是《临安三志》(《干道临安志》、《淳佑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这些古籍向人们展示了南宋时期杭州的经济政治、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市井习俗,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画面,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九六四年,林正秋与一位大学时的同学,施茂铭合作,翻译了一本俄语书,叫做《莫尔和他的乌托邦》,讲的是一群年青人在一个孤岛上建立了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国家,书中写了这些人遭遇到的种种经历。

此文被编进吴晗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一九六四年出版。

文革时期

文革开始(1966)以后,有一次,学校工宣队长(注5)将林正秋叫去谈话。

队长说:“你说的‘理想社会主义’在一个岛上,是不是暗指台湾岛?”

林说:“这是一本翻译小说,原作者是苏联人,他说的乌托邦社会在一个岛上,与台湾又有什么关系?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母生活艰难,依靠国家的助学金才能读到大学毕业。自幼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怎么会同情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呢?”

工宣队长见辩不过他,只好说:“你不是同情国民党,至少,也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修正主义分子。”

林又说:“我从小只知道听党的话,不知道党内有二个司令部。”

工宣队长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说:“不来跟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谈了。”

不过,工宣队政委倒是个好人,安慰他说:“别去理那个人,专门扣帽子,打棍子,吓唬别人。”听了政委的话,他才如释重负,说道:“文革时,总算逃到一劫。”

注释:

(注1)陈乐素(1902-1990),广东新会县棠下镇人(今江门市新会区),1918年留日,明治大学政经科毕业。1952年任教浙江师范学院,1956年加入中共。文革后回杭州大学,恢复教席,着有《求是集》、《宋史艺文志考证》、《宋元文史研究》、《援安史学论著选》等(摘自网络)。

(注2)文革时期,徐规一家备受冲击,长子徐存平在原籍平阳沿江公社新兰村(今苍南龙港镇新兰村)插队;次子徐存阳赴黑龙江农村插队;长女徐楚嫁在福建南平;次女徐楚江唯读到初中毕业。夫人陈莲生在温州一家搬运公司打工,一家人可说四分五裂(摘自《温州通史编纂通讯》2017年休刊号)。

(注3)1952年浙江师范学院成立,重建历史系。1954年夏,徐规重返高校教坛,任职浙师院历史系。1958年,浙师院与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更名杭州大学,徐规成为历史系教师。

(注4)杭州学军中学,省一级重点中学,始建于1956年,初名杭州市第十四初级中学,先后更名为浙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杭州大学附属中学,1970年采用现名。1978年评为省首批重点中学,截至2013年9月,有西溪和紫金港两个校区(摘自网络)。

(注5)工宣队是文革期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与执行相同任务的解放军干部、战士组成的军宣队一起派往大、中、小学,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把大、中、小学管起来,《人民日报》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全部斗、批、改任务,永远领导学校。”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工宣队、军宣队全部撤出学校(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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