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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裕中:我从抗战中走来,如今得享安宁,读书、养鸡、种菜……

我们于2015年1月11日在杭富公路上的紫云山庄访问了一位在抗战时期曾经在中印半岛参战的老兵,藤裕中先生。老人住在小区内,看电视、听音乐、读书、种菜,还养了几只鸡,自得其乐。我的到来,聊到他的经历,仿佛一阵微风,吹拂了尘封多年的记忆,娓娓道来,一生的故事。

老人说,我1923年农历7月21日在杭州出生,父亲是婺源人,早年到杭州来做生意,在江干沿江地区开了一家铺子,叫做爽记木行。

六岁那年,我到江干海月桥小学读书,不过,那所小学只有初小,毕业后,又到天长小学去读完高小,这是一所由国民党方军长夫人创办的完小。

毕业后,我报考了国立中学,当年杭州国立中学只有二家,一所是省立中学(今杭州高级中学),另一所就是市立中学。我报考的是在岳庙附近的杭州市立中学,不过那时只有初中,没有高中部,学校的男子部设在金沙港-今曲院风荷公园内,女子部则在岳庙对面的房子里-今跨虹桥旁边。只读了二年(1937),抗战爆发了,书是读不成,大家要逃难了。

幸好哥哥在保安处做事,雇了几条船,带着人员、文件等什物沿着钱塘江航道,西去安徽,躲避日本人的炮火。

(作者在滕裕中寓所采访2015-1-11)

在婺源

我们在南星桥上船,坐着保安处的木船,由富春江、新安江到了歙县,接下来,我在婺源中学继续求学,一直到今天,婺源中学还会寄来校庆的请柬,也许,我是最早的校友了。

婺源县徽州府管辖,徽州盆地,四面环山,中间一片沃土,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由此,日本人始终没有打进去。进校时,婺源中学只有初中部,后来由于战时大批外地知识分子逃难到了皖南,徽州虽然偏僻,人才倒是不缺,学校又办了一个高中部,我就在婺源中学的高中部毕业的,也是那所中学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

我仍清楚地记得,当年有位化学老师,叫做江芷(注1),浙江大学毕业生,听说还是浙大校花,后来去美国定居了。到了1941年,在婺源高中毕业后,准备报考大学。

当时金华、衢州一带仍在中国政府掌控下,学校有“统一会考”,成绩在八十分以上,可以保送到英士大学等去读书。英士大学设在丽水,我这个人很有点“考运”,每次成绩总在八十分以上,本来可以直接保送上大学的。不过,那些年(1940年前后)日本人打得特别凶,同学们群情激昂,热血沸腾,纷纷要求从军,上前线,打日本人。

报考军校

我也受到感染,跑到衢州去报考了陆军机械化学校。录取后,校方派来接我们的人就将大家带到了学校所在地,湖南洪江县。原来是要学习三年的,到1944年才毕业。不过,战争的非常时期,我们在1943年底就毕业了。毕业同时,立即授衔,成为少尉军官,随即跟着部队派往缅甸战场,先到印度学习。

兰姆迦

我们是乘坐飞虎队的运输机去的,先飞缅甸,然后,坐火车、行军,辗转来到印度的兰姆伽训练中心。那时,美国支援了许多重型军事装备,大家需要学习操纵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我被编在“中国驻印度独立战车第四营”,学习驾驶坦克技术。

第一、二营已经训练完毕,被派到缅甸前线去了,第三、至七营则留在兰姆伽集训待命。那时,一个排是四辆战车,全部由美国援助,一辆战车四名战士,一个驾驶员,一个副驾驶员,一个机枪手,一个通讯员。我没有被编入战车,成为少尉补给组长,在基地做后勤。

不过,所有人员都要学习开坦克,参加严格的军事操练,由美国教官负责训练学习操作技术。同去者的英语都相当不错,不久,我就升任中尉排副了。刚进军校时,就有规定张贴在墙上,军校生毕业后,第一年授少尉;一年半成为中尉;二年就是上尉;第四年授职少校。

调防镇远

虽然在兰姆伽受训、待命,部队并没有按原计划开往缅甸战区。

到了1945年初,接到了上级命令,我们调防贵州镇远县。此时,国内的抗战相当吃紧,日军占领湖南后,挥兵进入贵州。镇远成为抗战前线,炮火已经逼近陪都重庆了。

当时我所在的坦克部队,清一色美式装备,成为中国军队中最精锐部队之一。

在返国路上,我是开着运输车经过滇缅公路回国的。

车队进入中国境内,到了贵阳,大家才获悉,日本人投降了!

虽然当年的道路极为艰险,盘旋崎岖,呈“之”形的山地公路,两边不时有万丈深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粉身碎骨,不过,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和平,不用打仗了,大家一路欢歌笑语,直到镇远。

到了镇远,战争结束了,我们的任务主要运输,将美国通过驼峰航线、滇缅公路运送来的大批援助物资,诸如,轮胎、枪械、饼干、罐头、面粉等运到各地。

派往徐州

接下来,部队在镇远进行整编,我被编在装甲兵教导总队,直接派往江苏的徐州。

我是开着大卡车回去的。意外的是,我的汽车驾驶室座位旁边坐了一个姑娘,这个女孩后来成为名人,叫做王玉龄(注2)。当年她才十七岁,准备前往南京,与张灵甫结婚。

当时张灵甫担任着74军的军长,南京警备司令。

一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与她聊天,她告诉了我许多自己的经历及理想。

我们谈得来,也解除了旅途的寂寞。

我将她送到了武汉,然后,她坐船沿长江航线到南京去了,而我则继续开车前往徐州。

车到南京,出乎意料,她竟然迎候在我们的南京驻地下关的一个仓库里,并邀请我到她在南京家中做客,她向张灵甫介绍说,我是她的表兄。

张灵甫很忙,匆匆打了个招呼,就忙他的事情去了。接下来,我继续开车前往徐州。

后来,张灵甫在内战中去世,王玉龄则到了台湾后,去了美国读书。

上世纪七十年代,周总理邀请她回国参访以后,我一直与她有保持联系。有一次,我跟她提到当年的事,她说:“哎呀,我都忘了。”

我说:“那么重要的事怎会忘掉?”她说:“我老了。”

其实,她那能得老年健忘症呢?前不久我还在电视上见到她在萧山参加一次什么活动。

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系,每年通几次电话,寄个圣誔节或者新春贺卡什么的。

在铁路局工作

到了徐州,我被任命为预备军官团搜索排的排长。

内战全面爆发后,我在想,我参加军队是为了打日本人,保卫国家,现在又要打仗了,怎么能中国人打中国人呢?在部队里,我有一位好友,江苏人,叫蒋仁,我们在洪江军校是同学,一起到缅甸、一起到印度,又一起回国,一起到了徐州。

他向上级请了假,准备回家去结婚。于是,我托他到了南京后,给我拍个电报,说我父亲过世,催我回家办丧事。其实,父亲早在我读初二时就已经去世了。

接到他的电报后,我向上级请假,回到杭州家里,再也没有回去。

我有一个姨夫叫曾宗鉴,担任上海中国银行顾问,介绍我到浙赣铁路局工作,先在营业处工作。浙赣铁路尚在修筑中,我在铁路局汽车管理所-车船股做事,一直到杭州解放为止。

五十年代

解放后,我被铁路局遣散,让我到公安局报到。

当年的“公安八条”规定,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条件,必须是国民党军少校或连长以上官员,我只是个“排副”,够不上格,戴不了“反革命分子帽子”。

于是,就放我回家了,在江干做点小生意。

我的妻子已经中国纺织公司杭州办事处做事,她介绍我到浙江麻纺织厂(下称“浙麻”)。

其实,我在浙麻只做了七个月,虽说名称上是浙麻供销合作社副经理,其实,只是一家只有二个人的小店。当年浙麻厂长是翟翕武(注3),直到今天,翟厂长还记得我,去年(2013)过春节,我们还专门去看望过翟厂长。

后来,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叫余铭丹,在浙江建筑公司(下称“浙建”)做事,他是浙建砖瓦一厂的厂长,他说,我们要在萧山办一个浙建机砖二厂,用机器制砖。

1951年我到他办的萧山浙建砖厂二厂做事。厂长见我办事还算能干,就让我当基建科股长。那年,我们一次就征了四百多亩土地,建成了那家工厂。

不久,“三反五反”运动来了,我被叫到湖滨的浙建公司总部交代问题。

小组长见到我写的材料,说道:“你一个人就征了四百多亩土地,经手那么多的款项,怎么会不贪污?老实交代你的贪污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说:“我确实一毛钱都没有拿,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

他说:“你这个贪污分子还不老实!”

说着,就过来扯我的帽子,我不肯给他,当年我年青气盛,二个人扭打了起来。

这个人马上报告上级,领导发下话来,要送我到“革大”学习。

我去找到了领导,一个山东来的老干部,向他讲明了情况。后来,在宣布去“革大”学习人员名单时,竟然没有我的名字,总算逃过了一关!


注释:

1、江芷(1911-1987),婺源人,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受聘于杭州省立女子中学。抗战时回乡,在婺源县立中学任教,倡办战时高中班。1949年去台湾,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其诗词造诣甚高,著有《春云秋梦诗词合集》,工绘画,喜昆曲、皮黄。1987年逝于美国普林斯顿城(摘自《婺源县志人物篇》)。

2、王玉龄,1928年生于安徽,幼年随父母迁居长沙。1946年,时年十七岁的王玉龄与抗战名将张灵甫结婚。1947年5月16日,张灵甫在内战中死于孟良崮,应验了一句古诗:“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1949年王玉龄去了台湾,后来只身到美国求学。其后,在美国航空公司服务二十余年。1973年应周总理邀请回国参访,也是当时获准特许回国的华人,只有她与杨振宁二人(摘自网络)。

3、翟翕武,1916年生于山东淄博,1938年入党,历任浙江麻纺织厂厂长、浙江工业厅厅长、副省长、省计委主任等(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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