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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森:用画笔呐喊在抗战前线

从九一八到“淞沪战役”前夜,那是一个民众抗日救亡的勃发时期,我在佛慈药厂做事,耳闻目睹上海各界民众集会、游行,抗议日军对我国东北、华北地区的入侵,大家抵制日货等活动,尤其是我所在的佛慈药厂,地点就在大世界附近,市民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战争暴行,激起了大家的抗战热情,让人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一行在2014年9月19日访问了寓居杭州富阳的抗战老兵李树森(字白墨,又名少亭、一苗),请他谈谈人生的经历。李老虽已近百岁了,依然神清气爽,记忆清晰。

(居中者李树森 后排左起刘文灿 作者 范晓娟 王江龙2014-9-19)

当我们谈及他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以及对于和平生活的想往时,李老说,我1915年9月15日生于天津,父亲早年就已经过世了,母亲是满族人,只好带着当时只有四岁我回到天津老家。好在父亲六个兄弟的子女中,只有我一个人是男孩,所以自幼备受长辈的宠爱。从六岁开始,祖父就让我每天早上在庭院的方砖台上练字,还请了当年天津颇具盛名的书法家,张伯年先生做我的师傅,教书法。

小学四年级时,在学校的一次书画比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对我是一个不小的鼓励。

从那时开始,我对书画写作产生了兴趣,13岁时,就给天津《大公报》投稿,曾经刊登过我的几幅画,作为刊头插图小品,也许是这个原因,我一生的事业都与书画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进入中学时期,我到了上海,考取了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新华艺专毕业那年才17岁,我就到上海西藏路的佛慈药厂做事,还在国货售凭所打零工,与此同时,兼职替上海《大公报》画广告与插图。

我的画作虽然多是黑白画,不过,当时收入就已经达到28块大洋了。

救亡

当年,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和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云集了各行各业的许多精英人士。“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以后,日本人的侵华野心暴露无遗,市民群情激昂,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表达了民众抗日的坚强决心。

可以说,从九一八到“淞沪战役”前夜,那是一个民众抗日救亡的勃发时期,我在佛慈药厂做事,耳闻目睹上海各界民众集会、游行,抗议日军对我国东北、华北地区的入侵,大家抵制日货等活动,尤其是我所在的佛慈药厂,地点就在大世界附近,市民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战争暴行,激起了大家的抗战热情,让人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与当时许许多多年青人一样,不由自主地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我想用我的画笔,宣传抗战,鼓动人们奋起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我也与其他人一起参与了无数次的宣传抗战的街头表演,让我最难于忘怀的一件事,有一次大家正在大世界-一家上海著名娱乐场所附近表演街头剧。此时,一架日本军机扔下的炸弹正好击中旁边的几座建筑,炮弹轰鸣造成的巨大声浪,使得我的耳朵几乎听不声音。

霎眼之间,一片喧闹繁华的街市,顿时血肉横飞,只剩下堆堆断墙残瓦,那副血淋淋的惨状让我终生难忘。

宣传

大家意识到,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没有了祖国,那会有百姓的安居乐业?八一三沪淞抗战后,我与大批热血青年一样,决定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抵抗日军侵犯。

由此,我报考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成为黄埔15期学员。

在军校期间,我加入了青年救国团,参与了非常时期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抗日宣传,蒋经国是青救团第二处的处长,我在青救团第三处当专员。

在武汉,我们在周恩来(下称“周”)手下做事,让人至今记忆犹深的是,周不仅说话极具鼓动力,且态度和蔼可亲,留着胡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部长。

周对我们这些学员非常亲切。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武汉也吃紧了,大家准备撤退到长沙。临行时,周还给我们发了盘缠,作为撤退到长沙的路费。

在长沙的那些日子里,我在青年会做抗日宣传工作,地点就在长沙的左宗棠祠堂。

我们组织表演,唱爱国歌曲、演街头戏。我们的老师叫胡然,当年青年会的话剧有点名气,战地服务团不仅给老百姓演戏,也到部队去给士兵演出,以鼓动他们的抗日士气。

轰炸

未久,战地服务团跟随部队迁到了陪都重庆。

我先后在中央训练团复兴分校担任教材科科长及青年军204师政治部总甄核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三青团中央团部二处二科副科长、俱乐部总干事。

我们住在重庆的华家池,宿舍对面就是生活书店。工作除了劳军之外,主要任务仍然是从事抗战宣传,我用手中的笔,在报上、在墙壁上画宣传画、写抗日标语,因为街头墙上的绘画、标语最有说服力,最简单易懂,也最深入人心。

我们曾随宋美龄这些人到前线去慰问将士,并带去的许多抗战剧目。

在重庆,我与全体市民一样经历了日本飞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日军为了消除中国人的抗战决心,竟然向不设防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实施了疯狂轰炸。

当时,只要日机来了,市民以及行人顿时嚣浮起来,人群奔着、跑着、叫着,爆炸的轰鸣声、悲痛凄冽的惨叫声和失望无救的绝叫连成一片,到处血肉横飞,血迹斑斑,遍地都是,各处火光流天,死者如山,惨毒之状,让人罄竹难尽,这些事让我终身刻骨铭心。

我们知道,日本人对平民区实行的轰炸带有明显的目的,不仅要摧毁重庆的建筑、设施,扰乱抗战后方的金融、商业,达到更严重的社会恐慌,借以摧残中国人的抗战意志,逼迫我们投降。我经历了山城遭受到的多次野蛮轰炸,造成了老城区有十九条街道被炸成废墟,银行林立的陕西街被日机炸得七零八落,西大街一带繁华的商场几乎炸成一片废墟。

重庆民房多为竹木结构,日机携带大量燃烧弹,造成城区被炸起火,烧成一片火海。

看来,重庆是住不下去了,于是我带着妻子到了万县。

妻子张相兰是我在新华艺专的同学,她在万县女子中学教书。

没过多久,小城也难于幸免,日本战机也跟着过来轰炸了。

万县有座山,叫太白山,上面有个青阳宫,许多人就是躲藏在寺院里也难逃恶运。

我到万县一家中学教美术,不过,只教了一年多,抗战胜利了,我们全家也复员回来。

(李树森夫妇与孩子在万县)

在南京

抗战结束后,我在南京总统府当司仪,成为蒋经国身边仅有的四个记录员之一,也成为他的秘书。时至1948年,我担任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政治处青运科科长兼直属大队副大队长。

  (李树森在南京总统府内1947)

解放前夕,蒋氏父子邀我同赴台湾。当我们准备由沪去台湾的那天,妻子抱着三岁的儿子,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上海淞沪码头准备上船。

奇怪的是,只要我们一上船,怀中的儿子就啼哭不止,一下船,哭声即止,来回试了好几次,都是如此。我望着眼前这片曾经舍命保卫的河山,以及哭声早已沙哑的幼子,实在舍不得离开这片为之抛洒过血汗与青春的土地,最终没有登上去台湾的轮船。

后来

解放后,我改名李一苗,在桐庐县的一所中学教书。到了1956年,我创办了一家美术社,叫做杭州百花美工社,自任社长。

1959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与妻子张相兰以及孩子们一起下放到富阳县的三山公社上新眺大队劳动。在公社里,我仍然做我的老本行,画画,诸如,在村落的墙壁上画宣传三面红旗的壁画,写大标语,还做些水电设计工作。

文革时,他们称为“老反革命”,判了二十年。

到了1976年,国家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特赦,我被特赦,又回到富阳。

时至文革结束(1981年),桐庐那边寄来了 “平反证书”,我被正式平反。

接下来,上级将我被派到富阳的一家矿产公司工作,做的事仍旧是写写画画。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矿产公司改制,我退职回家。初时每月有700多元,到了2004年,退休工资调整到950元,现在(2015)我的退休金已经达到3000多元。

(作者与李树森老人/2014-10-14)

目前,我从事书画创作与研究,富阳许多旅游景点或者碑林里有我的绘画与题词石刻。我的一些作品收录在多本书画集及辞典中,画作曾入选美国纽约出版的《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国际大展》。同时,我也是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的会员,富春江书画院常务理事等。在1997年曾荣获中国三峡截流书画展二等金奖。

2012年11月,富阳举办的一个题为“行墨染经纶,濡笔展乾坤”的画展中,展出了我的60多幅人物、山水、花鸟的国画作品,其中,不乏以富春江风光为主题的画作。

我想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国效力。当然,我的作品多为交流赠送或赈灾义卖,并不收取酬金。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人登门请我写字、作画。

这些年来,只要力所能及、只要还有力气拿画笔,我就会求必应,且不求任何回报。迄今为止,我已经为富阳义务培训了280余名青少年书画人才。

如今,年岁大了,生活“宅”了一点,每天上午在家里看看书,偶尔,由家人陪着去附近小公园坐坐,午睡二、三个小时后,写字、绘画成为生活的常态。

我们望着他的写字桌,老人举笔挥毫的神态,悠然、激愤、雅致,先生一生不平凡的经历,讲述的故事仿佛不仅仅是李老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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