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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冶:梦里西湖,梦里故土,一颗滚烫时代的画心

二十一年右派生涯,金冶阅尽世态炎凉,那些无情打击他的人,仅仅付之一笑,从不计较,也从不提起……

金冶(1913-2006),一位杭州油画家,除嗜绘画以外,好拉一手二胡。月黑人静之时,路人便会听到幽幽二胡,时而凄厉哀怨,时而激昂慷慨,时而苍凉传神,如悲似怒,如泣似诉,道尽人间寒暑。先生原名金荣森,“金冶”是从业后改的。

祖上世代侍奉清廷皇室,父亲金恩荣自幼养尊处优,好唱京戏,喜听京韵大鼓。

民国后,靠变卖家产为生。母亲爱新觉罗氏,虽说清室宗亲,生性刚强,心灵手巧,有客登临,能掌勺一桌满式宴席,还能刺绣一手旗袍技艺,让人刮目相看。母亲对儿女家教甚严,常常告诫: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别人尊重。尊重人,乃是天经地义之事。

儿女自小到大,在待人接物上,无论贫贱贵富,从无失礼。

青葱时代

六岁那年(1919),金冶进入沈阳市立二小读书,一位教国文兼图画的张先生,与小朋友初次见面时,就让大家到黑板上作画,轮到金冶上台,用粉笔随手画了一条有鳞有尾的大金鱼。张先生见了,夸道:“全班就数金同学画得最好!”

刚进校,就受到老师夸奖,金冶喜不自胜!其实,他的绘画技巧全赖自幼看熟了母亲绣旗袍描花样,暗暗记在心上。自此,爱上了这门张老师的绘图课。

进高小,读的是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方仿照美国模式实行学生自治,成立“学校国”,除了校长为“总统”外,一切由学生管理。在学生中选出副总统与各部的部长,并出版一份“学校国报”,金冶自二年级始就选为“学校国报”总裁,直到毕业为止。

他的图画,被师生公认全校第一,校方推荐其作品到美国参加国际儿童画展。

中学是在一所日本人办的同文商业学校,分文、理两科,按母亲想法,此校在全城英语最好,学成后有机会获得英国人办的海关、邮局这样优厚待遇的职业。

毕业时,刚巧遇到一位自哈尔滨特区艺专毕业朋友,叫王德明,萌生了去哈尔滨学画的念头。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沈阳,到了被人称为“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

哈尔滨没有日本人,除了道外居住着中国人,街市上满是俄国人。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金冶在特区艺专安静地学习了三年。学校里,有一位在巴黎学过画的俄国教师,教会了学生用印象主义外出写生。

“九一八”事件后,东北各地纷纷成立抗日游击队。他的一位校友,陈庆山,在特区艺专毕业后,立志投奔游击队,临行时对他说:“国难当头,为了救国,青年人必须肩负起抗日救国责任。”并力劝金冶进关(山海关)投奔共产党。

北平学画

一九三七年春,金冶只身从沈阳来到举目无亲的北平,这里不同于沈阳、哈尔滨,处处洋溢着中国传统文化氛围,让他十分着迷,一个人跑到各处去写生。

一天傍晚时分,金在什刹海作画,静悄悄的,没有什么人,远处是鼓楼,近处岸边垂柳倒映在水中,天空蔚蓝如洗,晚霞幽美入画。金冶在专心创作,当画作快要完成时,有个人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要金把笔递给他,一望而知,这是一位日本画家。

他问:“在日本学过画吗?”金向他简述了学画经历。

这个人坐下来,动手改画。金冶的画颜色太重,有点沉闷,经他改动几笔,立时生动起来,暮色中的观感更加鲜明。他放下笔,从口袋中摸出名片,印着“洋画家横山映儿”几字。

几天后,金冶按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这位画师的家,看样子有四十几岁,高个子,留长发。原来,横山映儿并非来自日本,而是从巴黎过来,二个孩子都在法国出生。

此后,金冶常到他家请益。横山家的院落很大,大多空关着。

金冶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横山准备办个油画研习班。在报上登了广告,已有百余人报名。经过筛选,招收了六十多人,分早、晚二班,学习时间一年。

他问金冶,愿意帮助办这个学习班吗?

自此,金冶成了他的入室弟子,随横山在北京生活了五年。

横山映儿,以卖画为生,每年举办二次画展,每次个展,作品全数订购一空(注1)。初时,金冶只是觉得,横山画得好,不甚理解所以然,日子久了,才渐渐察觉,横山的绘画方法深受野兽派影响,本着自己的情感起伏作画,力求艺术表现,色彩单纯浓重,写生时,往往不用画笔,直接用画刀涂抹。为了突出画面色彩效果,对颜料的使用毫不吝惜。

金冶跟着横山学久了,才注意到,每当他作画时,一反常态,全神贯注,似乎为一种激情所驱使,内心极不平静。他对金说:“作品的风格在于画家的性格所决定。”

这些细致观察、摩仿与实践,成就了金冶后来对绘画色彩运用的研究成果。

横山不让金冶学习自己的绘画风格,而让他学习印象主义,说道:“印象主义是现代画派的根本,如果想要真正学好画,必须到巴黎住上几年。一个油画家如果没有去过巴黎,在日本是不会被承认的。”横山先生的这些话,金一直铭记在心。

这也是他在七十八岁远走巴黎学画十三年的由来,此乃后话。

一九四二年,金冶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那次个展相当成功,不仅卖出了作品,也得到了好评,更加坚定了他当职业画家的信心。

来今雨轩是中山公园内的一个茶室,东侧有三间平房供开画展用,展厅简陋,却是北平的一处重要展览场所。北平是国画家集中之地,一年到头,国画展览不断。办油画展者寥如晨星,只有卫天霖、杨凝、郭栢川几人而已。他们都在教书,惟有金冶一人以卖画为生。

参加革命

在画展上,金冶结识一个人,叫李泽人(戈更)。

刚从大学国文系毕业,正在给俞平伯先生当助教,虽不擅绘画,却喜欢印象派画,爱好收集印象派画作。看了金冶画展,常跑到金在海淀的寓所来看画。

每次到来,二人聊得十分投缘,一直到很晚了,他才骑车回家。

此人与共产党平西游击队有联系,游击队秘密交通点就设在他家。经李泽人介绍,在一九四三年秋,金冶冒着危险,与游击区负责人梁波建立了联系。

在中共晋察冀城市工作部刘仁(注2)领导下,参加了北平地下抗日活动。金冶在回忆录《漫长的历程》写道:“虽然没有投奔延安,但如愿以偿的实现参加革命的愿望。”

抗战胜利后,金冶与友人王克斌(吕平)一起创办了《平津晚报》,由于明显的亲共色彩,被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他又与李泽人、吕平创办了另一家报纸《鲁迅晚报》。在报上,全文刊载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许多平津青年就是读了这份报纸而投身革命的。

教学研究

一九四六年四月开始,金冶任教于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这个系几乎全部教师来自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校址设在解放区的张家口,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联大师生不得不撤离,千里行军,到达冀中的束鹿县。

虽说处于内战的动荡年代,学校美术教学并未停止。在此期间,金冶对油画创作的色彩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五十年代后出版的《绘画色彩方法论》(注3)一书就是当年的讲义,也是他入室横山画室五年学习体验与经验的积累。

金冶对于绘画色彩学的研究与教学,在五十年代后由于特殊原因,没有什么记载,不过四十年代他在联大教书时 ,美术系的一位学生高焰有一段话,刊载于《文艺战士话当年》第九期上,或可略窥一二,她说:“从北平来的金冶老师讲色彩学,单讲理论听来枯燥,一旦结合各历史时期的代表作,讲色彩科学理论,同学们就爱听。每周都有名作欣赏和美术家评介,老师各显神通,轮流主讲。印象至深的是江丰老师讲的柯勒惠支版画,还有他和金冶共同备课,对布鲁格尔的农村风俗画的研究评论。”这段话,或可看到金冶对色彩学的研究与教学,与晚年他在巴黎研究大师原作时的感想,可说前后呼应。

一九四七年七月,金冶调离联大,从冀中转至东北解放区。与金冶同行者,还有大批徒手民兵,经过将近半年徒步行军,穿越国军三道封锁线,到了东北,所有战士才装备了全新的日军武器。金冶在哈尔滨大学美术系任教,只是读书的东省特区艺专已无处寻找了。

南下杭州

随着内战形势的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金冶由哈尔滨转到吉林东北大学任教。

到了吉林,还未坐定,又接到命令,再次入关,任天津美协副主席。

在天津,他奉命南下,终于,与昔日华北联大的几位同事江丰、莫朴、彥涵等,殊途同归,以“充实西湖艺专力量”为名,到达杭州,负责接管国立西湖艺专。

一九五0年,西湖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江丰被任命为副院长,金冶主持创刊中央美院与华东分院合刊的学报《美术研究》与《美术理论资料》。

一九五0年代,我国美术界是一个“一切向苏联学习”的时代,绘画上的印象主义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的颓废艺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没落的象征,而国内印象主义的早期介绍者,首当其冲的应当是“西湖艺专”,根据上级指示,对这座“形式主义大本营的艺专”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丁天缺等被认为是“新画派”人物,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西方绘画艺术统称为“新画派”。由此,这些人被请出校门。可是金冶在研究的基础上,还是在自己主编的《美术研究》上系统地介绍了绘画上的印象主义,此举在当时的形势下,可说极为罕见与大胆。

“三金三霸”

反右时,江丰集团、丁玲/陈企霞集团与吴祖光的“二流堂”构成了全国文艺界的三大反党集团。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所谓“江丰集团”,指从老区过来接管西湖艺专的干部。江丰在京出事,金冶等也被牵连进去。他担任《美术研究》主编,撰写过许多卓有见地的论文,印象派画家轻则检讨,重则划为右派。金冶没能幸免,给他按了三条重罪:一是“江丰反党集团骨干”、“三金三霸”(专指三位姓名中带金的教员);

二是围攻中央领导;

三是宣传资产阶级艺术思想,反对国画。在“一面倒”的岁月里,对西方绘画大加批判。金冶讲授色彩学,只在课堂里说了中、西绘画的若干差异,莫明其妙被说成“反对国画”。

金冶说,文革时,潘天寿(国画家)与金一起关在牛棚里,一次偶然的单独交谈机会,金冶问潘:“你当年说我反对国画,我有这样事吗?”

潘先生看看周边没人,掏心里话,说道:“那是逼的,我也没有办法呀!”

“围攻中央领导”罪名,完全是子虚乌有:五十年代初,美院仍在外西湖,一天周总理在孤山散步,碰到美院学生,大家将总理迎进办公室。

金冶是学校负责人之一,与总理聊到迁校问题,既然叫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从地理上来说,迁沪比较有利。总理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答应回京再讨论。

疾风下的小草

“反右”后,金冶全家下乡改造,先在诸暨农村,后来到临平石赖农场,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浮肿病漫延,金冶全身肿得厉害,一家人瘦骨伶仃。

后来,政策稍许宽松一点,农场给每个场员分了一小块自留地。有位头儿说,怎么可以给右派分地呢?

幸好另一个领导说:“右派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们也是‘人民’,总得给一碗饭吃。”金家才算分得了一小块地,熬过灾年。

一九六三年,金冶调回美院监督劳动,周末依然偷偷到西湖边作画,带上几个馒头充饥,与孩子们到九溪或什么幽僻之地作画。一个清晨,金冶又到湖边写生,西湖的日出、日落是他最为醉心的景观,也是永恒的题材,置身于秀丽的河山之中,只要拿起画笔,就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忘却周边的一切,尽情作画。

突然,一声吆喝,猛然将他从虚幻境界拖回现实:“金冶,那么早偷偷到湖边画画?你是个右派分子,不好好好改造思想,到处画画,像个什么样子!”

金冶转过身,见是党委周书记,说道:“我要八点上班,现在才六点半,这是我的时间,画画怎么啦?又不耽误工作。”所谓工作,也就是打扫学校的厕所与宿舍。

周说:“你这样做影响很不好,西湖边人多,如果让外宾见了,一个右派分子还公然画画,那会造成什么后果!”

金说:“我脸上又没刺金印(注4),外宾怎会知道我是右派?”

书记听了,勃然大怒,说道:“你这个老右派,派头那么大,走起路来昂

首挺胸,群众本来就有意见,哪像个改造的样子?告诉你,下了班,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准乱说乱动,你会画吗?你这样的人配画画吗!组织上对你早有看法,大家都是‘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做领导的人,走路都是低着头。你倒好,看你的样子,傲气十足,目中无人,派头比我还大,见人连个招呼也不打。你要明白,你是右派分子,改造思想要从细微做起,像这样一个态度,哪有半点改造好的样子!”

金说:“我是个右派,又有谁会理我?人走路的样子是天生的,也有罪?”

书记恼羞成怒,说道:“这个右派分子,群众对你反映很大,好心好意劝你,这样的态度,给上级知道了,要不要摘帽了?学校的右派分子实在太猖狂了!”

金冶说:“我这个样子几十年了,怎么改?你去汇报好了。”

“反革命罪”

文革时,金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当时是一件颇为轰动的事。

美院造反派头头张永生,对学校中牛鬼蛇神的批斗与污辱到了极端疯狂程度。

有个同事叫王流秋(注5),早年是泰国华侨,抗战时跑回来参加抗战,到了延安。

因为是老区干部,也被打成江丰集团成员。大家关在牛棚里,相近的遭遇,金冶与他同命相怜,有相遇、相知、相惜之情。王流秋瘦弱,经不起连番不断的毒打与无休无止的羞辱,实在忍受不住了,常常思念在泰国的亲友,想回去。

金冶听说了,就将自己藏着的三十多斤全国粮票给了他。

王流秋逃走后,公安局全国通缉,终于在广西被抓了回来。

于是,金冶便成为“叛国投敌分子”同谋,以反革命罪,判刑入狱。

文革时,与金冶命运相同的人还有一个,关在牛棚里,一天深夜,黎冰鸿(注6)一个人钻在棉被里偷偷听美国之音。不料,半导体收音机的声音控制不了,时响时弱,忽然,音量放大了,被关在隔壁的右派听见。次日,立马向上级报告。他们立即将黎抓走

漏夜访金冶

一九七七年的一个黄昏,张启(一位右派教师)贴着南山路宿舍的高墙偷偷溜进金家,凑着黑灯瞎火,喜形于色地说:“金老师,我刚才被领导叫去,通知要‘摘帽’了。”

张启在“华北联大”读书时是金冶学生,解放初随江丰等人到了杭州,反右时只是个小青年,也被莫明其妙的打成江丰反党集团成员而身陷泥淖。

金冶很奇怪,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金老师,我知道你的脾气,这个‘摘帽’,光靠劳动肯干,表现好,不行的,还得找窍门,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孩子前途想想。那天我在院里扫地,正好王院长路过,刚下过雨,台阶滑,院长迈下台阶时不慎滑了一下。我见了,即刻冲上去,一把扶住领导。

王院长说了,没事。但是我硬是不肯放手,立即就将他背到医务室。

我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立功机会。医生已经说了,王院长没事,可是,我仍不放心,焦急询问,怎么办,坚持再将他从医务室一直背到办公室。

临走时,王院长拍拍我的肩膀,说道:‘张启,听说你表现不错,有进步,你的问题会尽快讨论的。’果然,只过了三、四天,上面就传话给我,会上已经讨论通过我的‘摘帽’问题。还允许我今后参加学校的群众大会。你是我的老师,我知道你的脾气,才跑来告诉你的,切不可太固执,做人要学聪明,会察言观色,动脑筋,低声下气,抓住机会才行。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你也要为你孩子的前途想想!”

金冶听了,说了句:“你怎么能这样呢?”

被他一问,张启反而有点惭愧,说道:“金老师,我的事你是清楚的,我实在受不了了。五十多岁的人,光杆一个,只有25块生活费,还要奉养老母…。”

说着,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哽咽得讲不出话来。

金冶听了,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的好意,心领了,只是这些事我做不出来。”

张启悻悻而别。此事过后不到一年,中央文件就下来了,给错划的右派平反。

金冶“改正”后对人说,想起当年的事,很想去宽慰他几句,毕竟担着风险,好心来劝导自己。只是恢复工作后,实在太忙,后来出国,直到张启去世,也没见上一面。

“摘帽”

中央五十五号下达二年多了,学校乃至全国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惟有美院的金冶仍原封不动,他早已死了心,因为院领导认为,金冶是一个死不悔改的“钦点”大右派,铁定不能“摘帽”。岂料,此事捅到中央。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在老区时就认识金冶,听到消息,不免吃惊,派了一个中组部的专员专程到杭州,解决他的问题。

他先找到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一位干部陪同专员到了美院党委。

一见面,中组部干部不客气的说:“为什么不执行中央55号文件,不给金冶落实政策?”

书记说:“金冶这个人非常顽固,从不认错,态度恶劣,一个改造不好的极右分子,组织讨论认为,无法摘帽!”

专员说:“你们难道抗拒执行中央政策?”

党委只好派了个人与中央派来的专员、省委干部一起来到南山路222号宿舍,金冶全家六口人挤在一个堆杂间里(便于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一个由原仓库改建的屋子,家里没人。专员从窗外望进去,破旧简陋,家徒四壁。

金冶的儿子金力文刚好回家,见到党委干事与二个陌生人站在门口,觉得有点蹊跷。他不知什么事,不敢上前,只听见那个陌生人(中央专员)扫了一下院子,院内杂乱破烂,肮脏不堪,眉头一皱,说道:“你们要按中央文件办。”

另一位陌生人(省委组织部干部)对院党委的人说:“中央文件还是要执行的,院领导应当保持主动姿态,让金冶认识到党的宽大政策,让他认罪,端正态度,对党有感激心。”

中央来的人接着说:“人家改造了二十多年了,中央已经定性反右运动‘扩大化’了,冤枉了一大批人,现在是拨乱反正时期,要体现党是能够知错就改,现在春风化雨送温暖已经太迟了。想一想,一个老革命,老干部,老教授,说到底,有什么罪?冤屈人家这么久了,不应再计较这些了。”

院党委的人说:“那么,也不能说摘帽就摘帽罢?否则,这个老右派就会洋洋得意,好像冤了他似的,不但不知感恩,也不好在一起工作呀!院里其他右派那个不是积极表现自己,学会重新做人,对领导态度端正,对党的宽大政策感激涕零,取得大家的谅解,才能摘帽的?可是,这个金冶从来不在这方面下工夫,有点说不过去吧?”

专员听了,说道:“冤屈人家二十多年了,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党委要做好工作,否则,落实了政策,恢复了他的工作,大家怎么相处呢?关键在于你们(党委),要争取主动。”正在这个时候,金冶做完清洁工回来了。

党委干部对二个陌生人说:“就是这个人。”他端起架子,上前说道:“金冶!今天党委派我来找你谈话,这二位同志也一起过来了,这位是省里派来的,那位是中央来的。”

金冶问道:“有什么事吗?”

党委干部说:“你也改造了二十多年了,在党委帮助下,思想上总该有点认识吧,难道你不打算主动向组织靠拢,积极改造自己?今天党委派我来关心你,要好好地认罪,好好把握机会,争取主动,我们才能尽早解决你的问题。组织上从来都是重视你的问题的,但是你的思想认识有差距,不够诚恳端正。要放下架子,主动服罪,我们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希望你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你的思想汇报都转到党委,我们也总是希望宽大你,让你早日摘帽,但是,你从来不好好地配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好好地把握,总不能整个大学就留下你一个右派吧?组织上自始至终在努力抢救你。”

金冶停了好一下才明白过来,说道:“原来是这事,这些话不是说了多年了吗?没别的事,我累了。”停了一下,又说:“我不是已经按时写了思想汇报?下班了,还是请回吧。”

院干部说道:“你这个老脾气还不改?你这种态度,怨气那么大,好像党委错害你似的,始终抗拒改造!我们要怎么耐心才能挽救你?”

金冶想了想,说道:“我没有罪,认什么罪?我早想通了,也改造不好了,我没法让你们看得顺眼,向你们靠拢,别人做得出,我做不出。帽子让它戴好了,这么大年纪了,总不至于再抓我去批斗?再进牢房吧?”

党委干部一下子火了,说道:“这是什么态度?你这个改造不好的老右派!我们主动找你,给你机会,不识好歹!还要摆那么大的架子,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子女想想,你这个态度,不仅摘不了帽子,害死了自己,还要害死全家人!”

金冶听了,颤动了一下,说道:“我害了全家?”

党委干事还要发作,省委派来的干部上前解围,却被中央专员一把推开,说道:“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你受到的冤屈。在五七年时,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却被迫害了那么久。我早就听人说了,你的风骨傲然之气,不肯低头、不肯认错,今天眼见为实,让人感到敬佩!”

说着,他从公文包中拿出文件,告知金冶,自己是文化部派来专门解决他问题的人,当场宣布,即刻开始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恢复原职、学衔、工资,不得有任何歧视。

他又说,所谓“江丰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完全是诬陷,也是全国美术界的最大冤案,为此,我们深表歉意!说着,他伸出双手,长时间地握着金的手,说道:“我们希望你能在晚年尽些余力,为国家的艺术事业做出贡献!”

一切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了,金冶似乎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一时说不出话来,只用微抖的手接过文件,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五七年那次,我只是对教学与学术问题说了点想法,哪里反过什么党?有什么罪?这些年来,我想总有讲理的一天,大不了熬到死算了,历史迟早会还我清白的。

院党委的那位干事余气未消,说道:“你(金冶)的档案里留着尾巴,你的帽子仍然掌握在群众手里。”一个党委干部说:“这个老右派的气焰嚣张,平反后怎么共事?”

另一位(省委组织部干部)说:“你是怎么搞的,讲话一点水平都没有?你们党委工作的方式方法有问题。”

“真的?”

晚上,金冶一个人呆呆坐在那里,一遍又一遍读着那张主宰自己命运的纸片,木然地坐了很久、很久。 消息来得太突然、太沉重了,他不敢相信,一切会是真的。

多少年来,他耳闻目睹,多少右派分子,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许多人不惜丧尽人格,洗心革面的努力表现、努力改造思想,一直到死也没有拿到这张纸。多少人想方设法找关系、拍马屁,撕破脸皮、相互检举,同类残杀,以求拯救自己、拯救儿女。

这些人,就是承天大的情面,摘掉了右派帽子,那又怎么样呢?还不是“摘帽右派”,同样要看人脸色行事,低三下四地表示“感激不尽”,最终仍然是人下人的命运。

金冶说,那些年我就算是跪在党委面前,开恩摘了“帽”,求他们过了关,仿佛就变成“欠”他们似的,值吗?如果有这点精力,我还不如画点什么,就是吊死在树上,也不钻这个地洞!惟有让我牵挂的是,我拖累了孩子,跟着受累、受苦!

“改正”后的金冶

未久,复职后的江丰,以文化部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到杭州,与浙江美院的昔日同事一起拍了一张至为珍贵的照片,庆幸劫后余生,终于有了重逢的一天。

可以说,这张照片演绎了中国美术史上最为感人的一瞬间。

(右二起 张启、王流秋、金冶、黎冰鸿、丁正献、江丰、朱金楼、邓野、王德威)

二十一年右派生涯,金冶阅尽世态炎凉,那些无情打击他的人,仅仅付之一笑,从不计较,也从不提起,再办学报《美术研究》,又担任《国外美术资料》主编(后更名《美术译丛》)。一九八二年,担任《新美术》主编,将全部精力化费在理论建设上,撰写了大量论文。那些年,忙于事务,直到退休才重拾画笔,跑了许多地方,远至新疆,近至闽浙。

金冶觉得,画作的收获不大,没有新意。

艺术之都,巴黎

一九九二年,成为金冶一生中最值得庆幸的一年,春节刚过,终于到了一生向往的艺术之都的巴黎,时已七十九岁。

在法国的第一件事,在巴黎国际艺术城举办了一次例行的个展,展出带去的二十多幅画,一个来自中国的油画家,在这里展出他的印象主义作品,意外的获得了成功。

画展后,办理定居手续,这次出行只能居留半年。

半年,对于想往巴黎一生的人,太短暂了。一个中国老人,想在巴黎定居,谈何容易!

巴黎,必竟是一个艺术家的神圣殿堂,他们听说这位老人将印象主义画作介绍到中国,遍尝甘苦,顺利地办好了艺术家居住手续。

金冶不无感慨地说,横山先生嘱咐我,必须在巴黎住上几年,终于,八十岁实现了!

要紧的事是观赏博物院中的大师画作,对于金冶来说,既生疏又熟悉,有着诉不尽的感慨与叹惜。可以说,这些经典作品,早就铭记于心,始终没有见过真品,仍然是生疏的,原来,只凭印刷品感受不到原作的震撼力,也无法研究作品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技艺臻于成熟,更重要的是,画者所创造意境的激情。

他说,我画了一辈子印象派的画,研究了一辈子的印象主义,只有在面对奥塞(ORSAY)的原作时,感受到自己与大师的差别。在大师笔下,哪怕是一小片天空、一小片草地,无不充满了丰富的色彩。尤其是莫奈原作,在日本时,不是没有见过,仍不知画作的精湛之处?往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摸索、不断探讨,再次面对巨匠原作,才算读懂了,才知道到今后该如何努力。

“时代之会”

在巴黎,金冶见到了五十年代因偷听美国之音被打成“反革命”逐出学校的丁天缺(注7),殊途同归,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八十年代初,金冶复职后,帮丁在美院找到一个临时工的差使,竭尽全力,终于让人记得,当年的丁天缺,仍活着。

这是画坛的一次难得见面,金被打成全国美术界的“三金三霸”,不无冤屈。当年作为“南下干部”之一的掌权者,或有商榷之处,否则,何来“霸”之说?

虽然金的回忆录及后人叙述,未提及那次会面,也许,这是中国美术界的一次“时代之会”,让人无名想到某人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金冶与丁天缺在巴黎)

金冶在回忆录中说,庆幸的是我能长久地生活在巴黎,从容研究、从容作画、放开心怀创作,尽情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在巴黎的十三年,一名中国油画家,在特殊条件下,打破了一切羁绊,赢得时间,且不说画作如何评价,单凭人生历程,在一代画坛上,恐怕是难得的。

二00四年,一个秋色迷蒙的黄昏,金冶自法返杭,步履蹒跚的走下飞机。

在阔别多年的故土上,梦里西湖、久别亲友,百感交集,老泪纵横,无以言表….。

二00六年,金冶在杭辞世。

本文参考

金冶亲友口述;《金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金冶美术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注释

1、当年开个人画展时,画家将作品挂在展厅供选购,如有人中意某幅画,在画下方贴上标注,此画作已被人购买。如观者喜爱,可请画师再按此图创作一幅,职业画家以此谋生。

2、刘仁(1909-1973),四川酉阳人,1927年加入中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八届候补委员。文革受林彪、江青诬陷,含冤逝世,终年65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摘自网络)。

3、《绘画色彩方法论》金冶编著,朝花美术出版社,1956年版(网络)。

4、刺金印,古代在犯人脸上刺字,再涂上颜料。刺配刑罚,本为宽待死罪而立。《水浒》好汉被面刺金印发配者有:林冲刺配沧州、杨志刺配大名府、武松刺配孟州、宋江刺配江州等。

5、王流秋(1919-2011),生于泰国,1950年代浙江美院绘画系主任。

6、黎冰鸿(1913-1986),广东东莞人,一九四六年到苏北解放区任教于华东建设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副院长等职(摘自网络)。

7、丁天缺(1916-2013),原名丁善庠,江苏宜兴人,国立艺专毕业,吴大羽助教,一半时间画画,一半时间坐牢。画家朱德群有言:“国内能画油画者,惟此一人,就是运气太差!”(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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