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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忏华:一个史学家的历史点滴

黄忏华(1890-1977),一位出类拔萃的史学家,也是一个杰出的佛学家、哲学家,在我国史界具有相当地位。他与蒋维乔合作写《领导干部读经典》,一直到今天,仍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与全国党政干部的必修课或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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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忏华(下称“黄”)的《西洋哲学史纲》被近代哲学界视为一本权威介绍西方哲学的经典著作。另一本书《中国佛教史》从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写到清末民初在我国佛教界的再次复兴,对佛教传来中国后的演变、发展、衰微、再兴等作了系统论述,史料丰富,考证有据,文字流畅,今天仍受到研究中国史专家的重视。《中国佛教史》自1940年商务书局初版后,多次重版,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被全国佛学院列为必修课教程。这部誉为中国人写的首部汉传佛教史,成为我国第一个采用现代学术方式研究撰写史学的先驱人物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应当是二十世纪我国的一位权威史学家,不仅在历史研究上卓有贡献,且能诗善文,二十岁就有文名。一生勤于笔耕。对美学、文学、诗歌、哲学、佛教诸多领域的研究造诣甚深。他的其它著述,诸如,《佛教各宗大意》、《佛学概论》、《华严根本教义》、《金刚顶菩提心论浅释》、《佛学丛话》等,一直到今天仍被全国多所佛学院校列为教课书,尤其是他的哲学、美学、文学以及译作等更为人们所推崇。

他的另几部著述:《西洋哲学史纲》、《印度哲学史纲》、《现代哲学概观》、《近代美术思潮》、《弱水》、《献曝集》、《怀芳楼零拾》等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仍被台湾、香港诸多华文出版社,一版再版,至为可叹的是,这位杰出的杭州作家几乎不被乡亲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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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黄忏华/1960/作者与黄本元在办公室前)

我们有幸在杭州下城区地方志办公室访问了黄忏华惟有的孩子,黄本元女士,请她谈谈父亲的故事,尤其是黄在杭州的经历。

黄女士说,父亲是广东顺德陈村人,自幼就跟随爷爷黄金钺来到南京,住在城南的泰仓巷,爷爷是光绪九年进士,曾任清廷宿迁县知事(县长)。

早年就加入同盟会,也是南社成员之一。年青时,父亲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新时报》、《学术周刊》任编辑,后又在南京《立法院公报》当编辑。

抗战前,父亲一度执教于复旦大学、厦门大学,课余从事创作。

战时,一家人撤退到了重庆。胜利后,父亲又返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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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忏华夫妇与女儿/黄忏华一家在杭州/40年代/左1黄本元)

在南京时,父亲用稿费收入在大悲巷14号买了一幢二层小楼作为安身之所。

1949年,父亲的高血压病复发,体力不支,只好辞去立法院工作。是年,他的《佛教各宗大意》再版,得到了一笔稿酬,于是,陪同太虚大师游览西湖。

在杭州

那次杭州之行,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西湖散记》中写道:“西湖足以瑰目璨心”。父亲偏爱西湖,我们举家迁居杭州,父亲边养病,边写作,把杭州作为后半生的住所。

初到杭州,一家人住在栖霞岭的香山精舍,精舍以香山洞而得名,又称香山寺。

不过,只是住了二年多。在此期间,父亲想在栖霞岭创办一所佛学图书馆。

当年栖霞岭山脊有个小院,父亲的一位好友,孙慕唐(1889-1957),一位三、四十年代颇有名望的画家住在那所小院子里。

小时,父亲常带我到他家玩,他的住所在岭上一座收拾得十分整洁的院落。

我家在香山寺只是过渡。后来,孙老先生介绍父亲另一处住所,于是,一家人搬到栖霞岭下凤林寺旁边的牛将军二弄去了。我至今仍记得,我家的门前有一条通向山脊的小路,一家大小租住在弄内的一幢中式小院里(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后面的半山上),相当幽僻,非常适宜于写作,父亲每天自早到晚,奋笔疾书。

我家旁边还住着一位香港大老板的姨太太,不过,她与我家交往不多。

只是到了二十世纪的1956年,栖霞岭脚的那块土地准备建造杭州饭店(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我们住所被征用,全家人只好搬到城里法院路54号(今庆春路、仁德里口)的一座石库门房里。父亲一直到过世为止(1977)都住在那座房子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杭州灵隐寺进行大修,父亲就到灵隐寺成立的修复委员会做事。

与此同时,父亲经赵朴初介绍,到上海静安寺图书室任职,父亲对写作、读书情有独钟。在静安寺图书室做事,主要是干一些书籍、资料的整理、校点与考据。

那段时间,父亲担任上海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这些职务。

由于父亲学过梵文与藏语,对唯识学、印度哲学、西洋哲学与藏传佛教有研究,由此,参与了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英文部分编辑及《辞海》佛学部分的编撰。

F:\照片扫描黄忏华2017-8-27\4黄忏华夫妇1950年代.jpg

(黄忏华夫妇50年代)

从不张扬

父亲在上海的工作一直干到六十年代初,1961年,浙江省省长周建人邀请父亲返回杭州,聘为省文史馆馆员,由此,父亲又回到杭州。

在记忆中,父亲行事低调,从不张扬,一个心态平和宁静,与世无争的人。父亲常常告诫的几句话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凡事都要顺其自然,不可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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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左二为黄忏华1963年6月26日)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父亲说:“刚收到《辞海》编辑部来信,他们告诉我,我参与编写的《辞海》已经出版,编辑部给我寄来一套样书,已经寄到省文史馆,编辑部让我自己到文史馆去取。”

那天,我(黄本元)陪父亲到了文史馆。他向管理员问及那套样书时,管理员说:“我们以为这套书是寄给文史馆,已放在文史馆图书室书柜里,成为公家财产了。”

父亲听了,也没有说什么,默默的走了。

路上,我问父亲:“那套书明明是寄给你个人的样书,怎么不向他要回来?”

他听了,说道:“放在图书室也好,书大家都能看到。我将它拿回家,只有我一个人看。”

在那些年代里,父亲从不谈自己过往的生活,也不说以前的成就。

坦率的说,我是在改革开放后,在父亲的书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版。

在网上,我见到各地好评如潮,才知道父亲一生的所作所为。

父亲寓居杭州时,经常带我出去会会他的老朋友,诸如,画家黄宾虹、国学大师马一浮,及住在栖霞岭上的杭大哲学系教授严群(翻译家严复侄孙),还有郑晓沧、王驾吾、姜亮夫(为杭大教授)、陈樱宁(后去北京任中国道教协会副理长)。

父亲与这些朋友谈得十分投缘,我只是一个蒙蒙无知的小孩,只知道与他往来者都是一些大学问家,并不清楚他们都是倍受世人尊崇的学界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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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忏华夫妇在西湖畔60年代)

在印象中,父亲爱看书、爱写作、爱思索,别无所好。

我们一家人搬到法院路54号后,住在租来的那个十五平米的小屋里,父亲在那张既当饭桌,又当书桌的方桌上写作或看书。在写作时,不喜欢别人打扰。快吃饭时,母亲偶尔去帮他收拾一下,动了他的稿子,父亲就会很不高兴。

父亲不抽烟、不打牌、不喝酒,不善交际,不善言谈,不常出门。平时总是一个人沉默寡言的呆在家中,除了几位老朋友外,就是到图书馆去。读书、写作成了惟一嗜好。

在房间里,除了一大一小二张床,一张方桌,几只箱子外,大半地方都堆着书。

文革时,我们厂(杭州轴承厂)造反派对我说:“你家的书肯定全部是封建迷信的东西,你将这些书送到厂里来销毁。”

我伤脑筋地说:“家里书实在太多了,我一个人怎么拿得动?”

造反派们忙着抄家、内斗,我们家只是一个普通市民家,他们也顾不了那么多。

在文革中,父亲的那些老朋友纷纷受批斗,无一能够幸免,不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被批斗、抄家,挂牌、戴高帽游街,就是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交代问题。幸好,父亲一向低调,谨言慎行,与他交往过的人不多,居民区也没把他怎么样。

文革初始,父亲自动对号,去居民区去报到。

居委会不明所以,他自述曾在国民政府立法院工作经历。

人家见他是个七十多岁老头,整天安分守己呆在家里,不太出门,也不大与人来往,又是省文史馆馆员,也没怎么为难他,将他放回家了。

虽说父亲在文革时躲过一劫,但那些日子,他仍然非常紧张害怕。

父亲说,早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佛教协会请他到北京去教书,那时中国佛教学院刚成立。父亲喜欢安静,留恋西湖,不愿离开杭州,也不愿离开家人,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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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三为黄忏华1965年10月)

他庆幸地说:“我幸亏没去北京,如果去佛学院教书,工资虽比现在多,文革就很难逃恶运了。”因为佛教学院1966年停办,员工批斗后,全部遣送农场改造。

尽管如此,一家人在文革时仍然如同惊弓之鸟。

父亲又说,家里存放着那么多书,总是一个祸水,别等人来抄家,还是自己处理掉!于是,几乎堆了半个房间父亲多年珍藏的书籍,包括自己的著作,一古脑儿,一本不剩的送到了废品回收站,几分钱一斤,成了一堆废纸,化为纸浆。

我望着父亲沉痛的样子,心情是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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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忏华夫妇/左起黄本元、外孙女、黄夫人、女婿、黄忏华/70年代)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再三叮嘱我,让我到旧书店找一找,没有没他写的书。

可惜的是,一直到他去世那天,我都没有找到过一本。

我与父亲

黄本元说,我是1940年出生在四川巴县,生我那年,父亲正好五十岁,中年得女,兴奋的心情难于形容。自从我出生后,父亲一直将我视作宝贝,他的掌上明珠。

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从没有大声喝斥过我,更不用说打骂了。

父亲尽管宠爱我,但家教相当严格,经常对我说:“做人一定要诚实守信,礼貌待人,孝敬长辈,不能撒谎、不能吧唧嘴,待人要和善,说话和颜悦色。吃饭时,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子不能先吃,不能剩饭粒。在外面时,不能随意接受别人的赠予。”

黄女士不无动心地说,我在里西湖中心小学(今西湖小学集团)读书,因功课好,各方面都表现不错,被选为少先队大队委员。父亲听了,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快乐神情!

有一次,学校让大家订阅《中国少年报》,我回家向母亲要钱,家里经济已经非常拮据了,根本拿不出闲钱订报纸。我是少先队大队干部,向老师承诺订报的,只好大哭大闹。

父亲听见了,与妈妈商量好久,才从菜金里省出来给我订了一份报纸。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到上泗钱塘江边一个偏远地方表演节目。未料下午,突然遇到了暴风雨。上泗在遥远的郊区,不通公交车,路又不好走,小朋友回不来了。

老师只好将大家带到当地一所小学礼堂里避雨。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外面漆黑一团,大雨仍下个不停。我们眼巴巴地等在那里,在夜色中,我突然见到有几个全身湿透的人从外面进来,其中有父亲的身影。原来,父亲实在不放心我们,与另外几个家长结伴冒着大雨与落水的危险,寻过来了。

那天暴风雨实在太大,在乡下,已经完全分不清道路与河塘了。他们步行了三、四个小时才找到我们演出的地方,点点滴滴的小事,在青少年时代几乎是家常便饭。

小学毕业后,父亲让我报考省立女中(今杭州第十四中),当张榜公布名单时,父亲费了好大劲才从墙上长长的考生名单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开心得几乎要哭了!

因为省立女中是杭州的重点中学。

考大学时,父亲知道我喜欢化学,有一句俗语,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鼓励我报考南京工学院化工系(今东南大学)。当我接到入学通知时,父亲开心得说不出话来,因只有1/3中学毕业生有机会入大学,如考不取,就会被动员上山下乡。

在我去南京上学前夕,父亲化了二个月的工资陪我到钟表店买了一块瑞士女表。

那是我第一次戴手表,也是父亲对我考上大学的奖励。

启程时,父亲不放心我单独第一次出远门,叮咛母亲送我到上海。直到我在上海转车,上了去南京火车后,母亲才返回杭州。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苏州一家企业工作。

有一次,父亲在北京出席一个会议,一位中央领导问他:“如果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与要求,可以对我说。”

父亲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很想将独女调到身边。

由此,在这位好心领导的关心下,我调到在杭州半山的杭州轴承厂。

那家厂在郊外,离城区很远,上下班不方便。有时忙于工作,下班迟了。

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快到站时,总会在矇眬夜色中见到年逾古稀的父亲柱着拐杖,一个人站在车站上等候。一切的一切,至今历历在目,难于忘怀!

多少年来,父亲一生的学术研究,写了那么多文字,出版了那么多书,我竟混混然而不得知。坦率的说,我以为父亲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从事写作的。

我对父亲从事的史学研究,我不感兴趣,甚或,有点反感,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封资修的范畴。后来,有了电脑、有了互联网,一个偶然机会,我在网上浏览到人们对父亲作品的评价,见到他一生写了那么多书,涉及的范围包括佛学、美学、哲学、文学,方方面面,每一本著述都具有很高的造诣,人们将他称为著名史学家、佛学理论家等,我才恍然大悟。

这些年来,我读了父亲所写的书,想到父亲的为人,他的一言一行,往日琐琐碎碎的生活情景情不自禁地浮现眼前。

在我了解父亲的时候,老人早已离我而去了,他对我是如此的溺爱,而我对他的了解以及关切又是如此之少。每想到此,止不住潸然泪下!

1977年8月28日,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享年87岁。

过世后,仍留下了二部手稿《水经注捃华》与《南传佛教概述》。

这是父亲最后留给世人的一份精神财富,我帮他完成未圆之梦。

2010年,扬州广陵书社接受了《水经注捃华》,2013年正式出版。

另一本手稿《南传佛教概述》也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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