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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官衙中的湖州师爷

 一提到师爷人们习惯性会想到绍兴。师爷自古出绍兴,如同山东的响马,徽州的朝奉,河间府的太监,扬州的妓女,绍兴的师爷也是天下一绝。然而到了清朝中后期,位于江、浙、皖三省交界的湖州府师爷队伍也逐渐兴旺壮大,在四川等地已成为可与绍兴师爷抗衡的有生力量。

江南布衣

师爷,是明清两代地方主官聘请帮助自己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事务辅佐人员的统称。师爷不在编制内,因此无官职品级,纯属官员自己出钱聘请的私人助理或参谋,又称佐幕、幕友或西席。长官一般都会尊称幕友为“先生”或“老夫子”,自称“晚生”或“兄弟”;幕友也无须称“老爷”,而是“东翁”或“东家”,彼此之间一般都平礼相见。

而一提到师爷,人们习惯性会想到绍兴。师爷自古出绍兴,如同山东的响马,徽州的朝奉,河间府的太监,扬州的妓女,绍兴的师爷也是天下一绝。然而到了清朝中后期,位于江、浙、皖三省交界的湖州府师爷队伍也逐渐兴旺壮大,在四川等地已成为可与绍兴师爷抗衡的有生力量。清末川籍学者周洵著的《蜀海丛谈.幕友》中就提到,“清代四川师爷分绍兴、湖州两帮,两帮中颇各树党援,相互汲引。”

被著名学者俞樾评价为“旷代奇才,中朝奇士”的傅云龙,史书上说他生在德清县钟管尚博村,其实傅云龙出生于四川省丰都县城。父亲傅羹梅年轻时就阔别故乡德清只身前往四川谋生,先是在垫江县,后在丰都县,又辗转绵阳府、云阳县,职业就是做师爷。而傅云龙的外公姚谱芳也是德清人,这位泸州赫赫有名的钱粮师爷道光初年就入川,二十多年曾先后伺候过7位“东家”。和老泰山不同,傅羹梅后来捐了个官职,几经转折任云南省恩安县代理知县。因为官清廉政绩显著,深受当地百姓拥戴,与上司不合愤然辞职,赋闲后不到4年就忧郁而终了。那年傅云龙只有16岁,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19岁那年,傅云龙步外公、父亲后尘,跟随父亲的学生陈远清外出佐幕,他的勤奋好学得到了潼川知府阮祐的赏识,同治四年,被推荐进了四川巡抚衙门发审局做师爷。发审局的职责就是处置各州县处理不了的重大疑难案件,几年下来,傅云龙积累了丰富的刑律经验,他经手的疑难案子都能妥善处置。在科考上他却一再受挫,好在多年的师爷生涯已有积蓄,便捐了个小京官。在京期间得到时任内阁学士的湖州老乡沈秉成提携,因参加修撰《顺天府志》有功加三品衔。光绪十三年,傅云龙以第一名成绩考取清廷出洋游历大臣,赴日美等11国考察。回国后出任北洋机器局总办,先后主持建造了为慈禧祝福六十大寿的“翔凤”轮船,指导炼出我国第一炉好钢,研制出无烟火药枪弹。他还兼任海军衙门总办,参与创办北洋水师学堂,是李鸿章洋务运动不可多得的得力干将,因政绩显著多次受到光绪帝的召见,破格赏赐二品顶戴。

与陆心源、姚宗谌、戴望一起被誉为“苕上七子”的施补华(1835年-1890年)同治九年中举,江南的科考因战乱被叫停,为谋生他先后入过祁寯藻、曾国藩等军事集团的幕府,因性格沉默寡言,同僚中有人便认为其骄狂处处损毁压制他。光绪三年,施补华转到左宗棠幕府,随大军西征阿克苏,驱逐了阿古柏叛军。战后左帅以军功保荐其为知府衔,跟随出任山东巡抚的张曜总管全省的河理治理,政绩显著,很快就晋升至道员。巡抚大人非常赏识施补华的学问与办事能力,上密折准备越级提拔他,不料未等圣旨下就病死任上。张曜哀恸不已,送其灵柩归葬故里外,还出资刻印了施补华的遗集《泽雅堂文集》与《岘佣说诗》。

晚清著名词人朱祖谋的父亲朱光第是湖州埭溪人,史书记载:“少孤贫,清咸丰、同治年间游幕江淮间20余年,前后府主六、七人。曾佐萧县令抵御捻军进攻,屡破敌阵。光绪六年,授河南候补知州。”他在邓州上任不久正值秋决,奉命监斩牢狱中的7个死囚犯,7人在刑场同时大呼冤枉,朱光第下令押回监牢重审,由此得罪了河南巡抚李鹤年,将他参劾罢官。为官清廉的他连雇船回老家的钱都没有,以至病死在当地会馆里。邓州士民千人联名上书,请求朝廷将朱光第祀奉于名宦祠。后来捕获原凶,真相大白7人俱无罪释放。人们都说因其父此举积下了阴德,故书法不怎地的朱祖谋在殿试时阴错阳差拣个传胪(二甲第一名)。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记》说:朱祖谋那年主持广东乡试,汪精卫就出自他门下。民国后,汪每次到上海,“必至朱宅晋谒,仍跪拜如旧仪。朱亦不挡驾,也恭送为仪;汪有赠礼,则原封不动退之,绝不与之通讯。”

清书法家杨岘一生勤于临碑帖,遗貌取神,自成一派,以汉隶名重江南,被誉为“杨隶”。湖州东街上陆心源故居的“千甓亭”匾额就是请他题写的,至今犹在,行笔苍劲古拙,舒展宕逸,极富神采,吸引不少游客的眼球。杨岘才华出众,琴棋书画六艺无一不精,与吴昌硕是亦师亦友,曾和吴大徵、顾麟士、陆恢等姑苏书画名家组织了怡园画社,又与钱松、释六舟等浙派金石大家结社于杭州南屏。杨岘的多才多艺与他大半辈子的游幕生涯不无关系,他在本省的长兴、仁和、孝丰等县衙佐幕长达十余年,咸丰五年中举后,先后入过河南学政景其浚及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同治四年入河南巡抚李瀚章幕府,因与这位主子情趣相投,便随其转调于湖广总督、浙江巡抚任上。同治七年作幕督粮道英朴府,次年因军功奏保为浙江漕运使,从此由幕后走到台前。任常州知府时以轻蔑上司罪名被罢免,索性改号藐翁,退隐江湖,书画自娱,名满天下。

无须讳言,即便在当时“师爷”也算不得令人尊敬羡慕的上等行当。在寻常百姓的眼中,师爷往往被归类为刁钻奸滑、贪婪狠毒、睚眦必报的小人,带有洗刷不去的负面阴影,乡野闲谈中也常对师爷加以嘲讽奚落。时至今日,上点年纪的湖州人还习惯性地把爱算计别人、嘴巴上总要想占便宜的刁奸之人贬损为“绍兴师爷”。

师爷这一行,多为子承父业或亲朋好友提携,每家每户都有作幕积累的心得秘诀,通常不为外人所知。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吴鼎昌祖籍也是湖州,其父吴赞廷曾在四川绥定府佐幕达十七年之久,刑名、钱谷、文牍无一不精,退隐后定居成都作寓公,拥有多家店铺成片良田。吴鼎昌就出生在绥定府所在地松阳,从小跟随父亲身边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练就了求真务实、练达圆通、谨密周详等一系列才干,著名的《大公报》就是在他手里起死回生的,还是掌控盐业银行、中国银行多年的金融大鳄。弃商从政后曾主政贵州,任过总统府秘书长、文官长等要职,是有目共睹的能员全才。

曾担任过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章开沅是专攻晚清民国史的大家,他对带过的研究生提到过,自己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源自儿时在芜湖老宅听爷爷谈天说地。章家是湖州荻港的望族,曾祖父早年入左宗棠幕,祖父章维藩弱冠即跟随大军西征新疆,以军功赏授安徽省怀宁牙厘局提调,旋以政绩升任无为知州。后因与朝廷政见不合,被贬为宣城知县,索性辞官定居芜湖开办益新面粉公司,是安徽全省最早的民族工业。章维藩喜欢在家中与朋友喝茶聊天,他不仅熟读师爷们传世的《刑幕要略》等经典著作,对满清历朝历代的历史变故及疑难大案均了然于胸,还善于由表及里地加以分析评点。丰富的阅历卓越的见解,加上作幕时炼就的条理分明、诙谐幽默的表达能力,深深吸引住求知如渴的小开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爷爷的无心插柳造就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傅云龙、朱光第、章维藩等人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求真务实、练达圆通、思维谨密、文笔老辣等出众才干,与其多年游幕生涯积聚的丰富人生阅历不无关系。要知道会读书的人并不等于就会做官,不少人寒窗苦读金榜题名,好不容易修成个官身,不料坐堂伊始却惊恐地发现,原以为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八股文的起承转合,应对州县衙门的公事琐务一定得心应手,易如反掌。实地观察却完全是另一套路数,衙门的日常公文:详、验、禀、札、议、关,都独立成格,琐细纷杂不说,而且一格有一格的禁忌。何况律判文牍只是地方政务的基础部分,其它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林林总总,乱七八糟,一样也马虎疏忽不得。

其实也不能责怪士子们学无所用,因为明清以来,官场的运行机制已趋规范,大小官员办事断案都得严格依律行事,否则便是违例逾律,可以追尔责治尔罪。乾隆年间《大清律例》已有六类436条,且经常修改增补,汗牛充栋,复杂多变,难以掌握。而朝廷有明文规定,生员读书期间绝对不准过问地方政治,这些做官的实用知识被严格地阻隔在科举之外了。因此,即便是学富五车的进士、举人,一旦外放做了地方官,首当其冲的是必须承受因学非所用的错位所带来的痛苦,屡被滑吏忽悠,到处碰壁出丑。大部分人最后都明智选择了聘请师爷,用他们在刑律、钱粮、文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才能辅佐自己治理政务。

笔者曾在百度上搜索过与师爷有关的著述,有《雪鸿轩尺牍》、《刑幕要略》、《居官资治录》、《幕学举要》、《佐治药言》等,多达百本,都是师爷前辈作幕积累的心得秘诀,通常不为外人所知,以手抄本代代相传。作者们在书中都会极力强调做师爷应恪守的职业操守,如“立心要正”、“尽心尽言”、“勤事慎事”、“不合即去”等等。这些师爷著述中注重传授的无非是案件规避技巧等操作实务,如上报案卷时的“晓得剪裁”之类,如何根据东家的需要对案件的情节、供词、人证、物证、书证,甚至仵作的现场尸检报告都可以删削增补,如此铸成的铁案让犯人无从翻供;及怎样在宗卷文书中使用模棱两可的活络语言,一旦上级有经验的幕僚看出破绽,还可以有回旋余地等等。笔者曾在藏友家里见过一本署名“铁冠道人”的《刑名述要》孤本,作者根据祖孙三代游幕经历归纳出师爷的最高境界是——“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确实透过表象抓住了本质,一针见血,指出了一个优秀师爷的衡量标准不光要精通律例,不能局限于能够提醒东家什么时候红灯停、绿灯行;最重要的是要具备高瞻远瞩的洞察力,知晓如何成功地绕开红灯,巧妙利用黄灯的间隙;一旦闯了红灯,事先已预设了规避制裁、化险为夷的高招暗子。这才叫高手亮招,才是一个金牌师爷压箱底的屠龙秘诀。据说这位“铁冠道人”祖籍也是湖州归安,子承父业游幕于四川绵阳、绵竹积年,宣统后期,摇身一变成了专替富家豪门打分家析产官司的大讼师,在蜀地颇有名气,详情待另考。

师爷逐渐衰微没落与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有着密切关系。以光绪为首的清政府陆续颁布并实行一些”改革”措施,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期间,相继裁撤了河道总督、太常寺、太仆寺等直属机构以及鄂、滇、粤等地的巡抚衙门,各省也相应裁撤了不少衙门与官员,迫使大批师爷离开官场另谋出路。同时,由于清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堂、奖游学等举措,使办学堂和出国留学蔚然成风,全国各地兴办的新式学堂达5万多所。各类新式学堂开设了法律、经济、财政、会计等学科,这类毕业生以其所学之长而广泛进入行政机构的各层面,使师爷们沿袭以久师徒相授的刑名、钱谷等专业秘诀逐渐被取代。随着师爷们在刑名、钱谷两大优势的逐渐丧失,师爷群体也开始土崩瓦解,改弦易辙,最终被时代无情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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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列表(2条)

  • 莫邪 2020年7月13日

    希望能够读到更多类似的有用的文章,比许多的无病呻吟有意思多了。

  • DJ恩铭 2020年7月13日

    有趣,学到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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