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璋：衡阳保卫战的最后士兵
庐上雁
2016年3月17日，笔者有幸在绍兴严家潭寻访了参与衡阳保卫战的陈瑞璋老人。
衡阳保卫战
谈到当年的衡阳保卫战，老人感慨万分，说道，1944年正值抗战进入后期，欧洲战场上，盟国军队进入了大反攻阶段，德意轴心国节节败退，胜利在望；
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正在围剿盘踞在太平洋各岛屿上的日军，并对日本本土的军事目标实行大规模的轰炸，日寇实际上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
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者并未感受到面临即将灭亡的命运。在占领了我国沿海地带的主要城市以后，意在打通“平粤、湘桂铁路”，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陪都重庆，以期迅速结束侵华战争，衡阳是平粤、湘桂铁路枢纽，也是沿海与内陆相通的咽喉。
由此，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44年5月在汉口设立前进司令部，制定了“一号方案” （即，豫中战役、长衡战役和桂柳战役）。
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了一号方案，调集军力达51万之众，占侵华兵力的40%。从4月17日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日军很快攻陷了河南中弁、密县、许昌、郑州、洛阳等地。6月14到达长沙，仅4天，攻陷长沙。
6月18日，日寇兵临衡阳城外，日军凭其占优势的兵力与武器装备，志在必得，以为中国军队一触即溃，衡阳唾手可得，“只要一日就能占领衡阳”。未料，就在衡阳城下，遇到了中国军队的强劲抵抗，双方殊死拼搏长达四十七天（6月23日-8月8日）之久，衡阳才告失守，写下了抗战史上历时最长、最悲壮，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血战（注1）。
死里逃生
陈瑞璋老人说，那时我在第十军三师参谋处当参谋。我们参谋处几个人，我和姜亚勋（参谋主任）、罗世霖（参谋），王鉴开（参谋）等忙着绘制战图，策应前线战事。
到了八月七日，对外通讯突然中断，消息传来，主阵地易赖庙、青山街、天马山、五桂岭等先后被敌军占领。次日（八日），敌人从演武坪一线逼近市中心，部队失去指挥。
当天夜幕降临，我和参谋王鉴开决定从西南方向突围。我们在尸体交错，血流成河地带，摸着血肉模糊战友的遗体，趁着漆黑天色艰难地行进着，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心潜出敌军包围圈。东方呈现鱼肚白时，突然听到有操广东口音的警戒哨，顿时感到一股热流，意识到自己已经到达了友军阵地。脱离了火线后，沿湘桂铁路到达永福县（隶属广西），向留守在那里负责第三师后勤的张琨参谋报到。时有“大公报”记者闻讯前来，在八月中旬桂林版“大公报”做了《衡阳陷落后，有两位三师参谋突围出来》的报导。
时至1948年，我就与妻子 在济南结婚。于是，就离开了部队，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因为我母亲住在绍兴，于是，俩人步行回家了。
回绍兴
回到绍兴（那时已经解放），当时的军管会接收了我。
他们见我为人忠厚老实，于是，同意了我与妻子在绍兴街上摆了一个小摊，靠卖烟酒食品之类维持生计，还给我发了“手工业劳动者协会证书”。
说着，他小心翼翼拿出一张“预备役军士”的证明书，说道：“到了1956年，政府给我发了一张‘预备役军士证明书’，上面有国防部长彭德怀的签名，以肯定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家所做的贡献。”
他又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我都有选民证，能与别的市民一样享有公民权，参与地方上的选举活动。”
到了1958年，国家对个体户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后，那家小店合并到绍兴烟酒公司钢铁厂分店，我就在厂里的分店工作。
我的妻子则在绍兴钢铁厂的服装厂做工。
裁缝
1961年，绍兴钢铁厂遣散。我只好再次回到家里，好在我的妻子裁缝手艺相当了得，小时就会做裁缝，我的母亲也是一个裁缝师傅。当年踏洋车（缝纫机）仍是一件稀罕事，多数人不会摆弄这种新式机器。
我妻子有文化，一学就通。由此，我跟着她学着裁剪衣服。
我们俩人就在街上开了一家裁缝铺，门面极小，只是夫妻俩个人，我（陈瑞璋）拿着尺子量体裁衣，妻子踏缝纫机，日子虽不富裕，但也过得相当滋润。我们做的衣服手艺好，价钱公道，待人和蔼，街坊乡亲做衣服都喜欢拿着布料到我家做。
我们夫妻就是依靠这台缝纫机将四个儿女拉扯大的。我的四个儿女都能体谅大人辛苦，养家糊口不容易，个个都非常勤快孝顺。
1970年，上级号召居民“不在城里吃闲饭”。由此，我们全家大小（除大儿子一人外）下放到农村去劳动。说到这里，他的女儿拿出当年下乡的“光荣证”，说道：“你看，那时我们的‘下乡光荣证’是红色的，说明我们是‘居民自愿下放劳动’，不是坏人（地富反坏右）下乡监督改造。他们五类分子的下乡证则是黑色的，称‘三九类’！因此，我家的下放证明红的，我们全家下乡的待遇与知青是一样的。”
到乡下后，全家住在一个非常破烂的草蓬里，我（陈瑞璋）已经快五十岁了，从前没有干过农业劳动。开始时，我与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后来，社员看我们实在吃不消，听说我们俩个人在城里是当裁缝师傅的，有人希望我们继续为大伙做衣服，于是，就打了报告，请求在村里摆了个裁缝摊，为社员做衣服。由此，我们就是用做衣服的收入到生产队里去买工分、买口粮，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文革结束（78年）。
那年（1978）我们听说，上面有政策了，文革下乡的人可以返城（那些年沈祖伦在绍兴当书记）。我们找到了市里相关部门申诉。
接下来，全家又回到了城里。但是原下乡前的那个服装单位没有重新给我们安排工作，于是我们夫妻仍然摆裁缝摊，继续为四邻八舍做衣服。
此时我的四个儿女都已经长大，出去工作了，能赚钱养活这个家了。儿女见我们二老为他们操劳了半生，起早摸黑，省吃俭用，常常劝道：“该歇歇了，不要再起早落夜的辛苦了！”
妻儿
我们有二个儿子，二个女儿，都非常孝顺。在学校里读书时，每到考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尤其是大儿子陈洪鸣，1950年出生，数学成绩在班里常是第一、二名，可惜只读到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去了。1978年，回城后，在一家国企上班，九十年代企业改制后下岗，在一个单位传达室工作直到退休。
我的大女儿丽敏，初中毕业后下乡，1978年回城。当年工厂全部是国营的，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企业。
七十年代末，绍兴举行招工考试，成绩好的人进全民所有制企业，成绩差一点的人只好进集体所有制工厂。大女儿以特别优秀的成绩考进一家国营大商场，不久就做到了柜台的班组长。小女儿丽盈也被认定是“知青”身份，考试中上了“全民分数线”，考取了一家进出口企业，成为公司的业务骨干，多次被评为企业的先进工作者。
小儿子陈洪伟，1960年出生，1970年时只有十岁就跟着全家下乡去了。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一家国营单位工作，刻苦耐劳，从普通员工做起一直到科长。九十年代这家单位改制，出来与人合伙开了公司。后来，自己创办了一家企业，由国内贸易做起，后来做进出口生意，由于在学校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家庭出生问题失去了继续求学机会），不过，自学外语，依靠努力，在外贸业务中获得了进一步的长进。现在这家公司做面料外销业务，生意做得十分火红。
文革时期，造反派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儿女们也跟着遭殃。我心里始终不渝有根“弦”，我曾经浴血沙场，出生入死，为国尽忠。造反派批斗我，可是你们又为国家做了点什么呢？
老人再三强调说，我能够有今天的日子，全靠老伴的体贴。
文革时，有多少人骂我是“反革命分子”（当年为此闹离婚的人不在少数），可是，我爱人自始至终认为我是一个好人，不离不弃，伴随着我。对于我这一生来说，能有这样一个妻子没有任何可以抱憾的地方！
这些年来，不管外人怎么说，我的妻子儿女都始终不渝地认为，父亲是好人，他要我们长大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规规矩矩的公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我的几个儿女都不会抽烟、不会喝酒，没有染上任何不良的嗜好，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下长大的。他们坚信，父亲是个好人，一个抗日士兵。
(前排陈璋瑞夫妇后排左起陈洪伟作者陈洪鸣，前排陈璋瑞夫妇后排陈洪伟陈丽敏陈洪鸣2016-3-17）
黄埔同学会
到了1986年，刚好绍兴成立了黄埔同学会筹备组（上海黄埔同学会浙江省分会绍兴联络组），大家推选我当绍兴黄埔联络组的副组长，另一个楼继木当组长。
此时，我觉得，生活有盼头了，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那些年，我在绍兴城里、城外到处联络昔日的同学，忙得不可交开。我找到了十几位当年黄埔的同学。1987年成立了黄埔同学会绍兴分会，大家推举我当绍兴分会的副会长，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了黄埔同学会的副会长以后，裁缝师傅的工作也就不做了。
那些日子，我们每天到绍兴黄埔同学会办公室上班。
今日，我的“医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待遇”，每年自己上交三百元，如果病重住院，医药费就可以报销了。好在我的儿女都对我们非常好，他们大多退休了，常常回来看望我们。每到节假日，我们的儿女、儿孙、外孙全都回来。他们用车子推着我到各处走走，我们常常到饭店吃饭。前几年，我的腿脚还利索时，儿女们陪我到风景区去旅游。
现在，只要儿女有空都会回来，一家人团聚，日子过得圆满幸福。
重返
尤其让我难于忘怀的是，2015年11月衡阳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特地举办了一次“衡阳保卫战老兵陈瑞璋重返故地凭吊战友活动”，邀请我们全家到衡阳去参加那次活动。
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民革衡阳市委请了当年“衡阳保卫战”健在的老兵参加纪念活动，并且拍摄了《从血火中走来的英雄》纪录片。
在四天的行程中，第一天我们从杭州坐高铁抵达衡阳车站。刚出车站，就见到衡阳民革以及关爱老兵义工举着“欢迎抗战老兵陈瑞璋重返故地凭吊战友”的大幅标语。
次日，我们先到岳屏山衡阳抗战纪念碑，祀奠当年在衡阳保卫战中牺牲的战友，凭吊了张家山衡阳保卫战烈士墓；
第三天，前往南岳忠烈祠凭吊抗战烈士；
第四天，参观南岳大庙以及中正图书馆。
那次活动全程均有衡阳市义工协会的志愿者陪同，当地与外地的多家媒体对我做了采访，我还向青少年们讲述了当年衡阳保卫战的惨烈场面，告诫大家要珍爱和平，珍爱生命。与此同时，也令我们全家人深刻地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抗战老兵的关怀，以及对已经牺牲战友的怀念。今天，衡阳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而“衡阳保卫战”写下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敌入侵的决心，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注解：
1、衡阳有“上捍川贵，下蔽湖湘”之称。据《衡阳保卫战》（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233页）记载：“日军在此役中死伤超过70,000人（将近80,000人）。我军在战斗中捐躯7,400人；8月7日在杨林庙69兵站医院被屠杀1,000余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近5,000人。第十军遇难烈士共计13,000人左右，最终脱险3,000余人。”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记载：“衡阳保卫战，十万以上日军围歼一万八千名中国士兵，中国军队在击退日军的二波进攻，并击毙2500名日军士兵以后，历经47天血战，衡阳陷落。日军有48000人被击毙，中国人死亡一万五千人，其中七千四百人捐躯沙场。”（原文：More than 100,000 Japanese siege 18,000 Chinese army. Jananese premier Tojo step down after Chinese defeat Japanese 2nd wave attack at Hengy and 25,000 Japarlese killed. After 47 days battle, On August 8,Hengy falls. 48,000 Japanese killed , total Japanese casualties more than 70,000. 7,400 Chinese killed total Chinese casualties 15,000.）
